申命第1章 问题(第2/3 页)

、神学意图：流放时期的罪责解释与悔改呼召

（一）从历史事件到神学范式

在流放时期，以色列人深陷国破家亡的巨大灾难之中，他们迫切需要为这一惨痛的现实寻找合理的解释。《申命记》对探子事件的重构，巧妙地将这一历史事件转化为一种“不信—背叛—审判”的典型神学范式。通过这种范式，《申命记》为以色列人的流放命运提供了深刻的神学解释：祖先在探子事件中的不信和背叛，种下了灾难的种子，导致了代际性的惩罚（申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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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数记》的记载中，约书亚和迦勒的幸存似乎暗示着个体的忠诚可以避免上帝的审判。然而，《申命记》却有意弱化了这种“义人豁免”的逻辑。虽然《申命记》中也提到“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起誓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地，惟有耶孚尼的儿子迦勒必得看见”（申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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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整体叙事更加强调全体以色列人都必须为祖先的悖逆行为承担罪责。这种调整表明，流放时期的以色列群体无法再单纯依靠少数义人的功绩来逃避惩罚，而是必须全体正视自己的罪责，寻求悔改之道。

（二）集体记忆的重构功能

流放这一残酷的现实，彻底摧毁了以色列人曾经作为“应许之地子民”的身份认同。《申命记》通过重述探子事件，对以色列人的集体记忆进行了深刻的重构。它将原本“出埃及—旷野—迦南”的线性历史，巧妙地改写为“悖逆—审判—悔改”的循环模式。这种循环模式为流放群体在历史记忆中找到了新的定位：他们既是悖逆祖先的后裔，同时也是新约的继承者（申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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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西在《申命记》中使用第二人称“你们”指控旷野世代（申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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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他的话语是说给流放时期的听众听的。这种独特的叙事策略将历史罪责直接与当下的流放群体紧密关联起来，迫使他们深刻反思：“我们今日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参希伯来书2:3）

。通过这种方式，《申命记》激发了流放群体的悔改意识，促使他们重新审视自己与上帝的关系，为身份认同的重构奠定了基础。

三、历史背景：申命学派与流放群体的身份工程

（一）申命记的编纂与流放语境

大多数学者认为，《申命记》以及申命历史（约书亚记—列王纪）成书于巴比伦之囚前后（公元前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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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世纪）

。这一时期，以色列人经历了国家的灭亡和民族的流放，遭受了巨大的创伤。申命学派的编者们深刻意识到，需要通过重新诠释历史，来为国家的灾难寻找根源。他们认为，以色列人的悲惨遭遇源于违背了与上帝所立的圣约（申2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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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探子事件的叙事被改编。流放时期的以色列人在痛苦中不断追问：“为何我们失去了应许之地？”《申命记》对探子事件的改写给出了明确的答案：祖先在探子事件中的恐惧与背叛，是导致国家灭亡和民族流放的根源。而当下的流放群体必须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选择悔改（申30:2）

，才能重新获得上帝的眷顾。

（二）群体身份的重塑策略

失去土地之后，以色列人原有的基于地理空间的身份认同——“地理以色列”——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他们迫切需要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寻找新的身份认同标志。《申命记》敏锐地抓住了这一需求，将“听命”而非“土地”作为以色列人身份的核心标志（申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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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探子事件中，百姓因为不信和恐惧，违背了上帝的命令，最终失去了进入迦南的机会。而流放时期的以色列群体则被呼召，要以“尽心尽性爱耶和华”（申30:6）

来重新获得上帝子民的身份。这种对身份标志的重新定义，使得以色列人在失去土地的困境中，依然能够坚守自己的信仰和身份认同。

此外，《申命记》弱化约书亚和迦勒的角色，还有一个重要的意图，那就是消解领袖崇拜，强化律法中心。在流放的艰难处境中，申命学派担心流放群体将复兴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新摩西”式的领袖身上，从而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