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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您还有喜爱的政治家吗？您会与你们的国务活动家中的哪一位去野游呢？

答：会同基里延科和涅姆佐夫一同去，他们是俄罗斯的明天。他们意志坚强，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能够承受各种打击，去努力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的外表非常讨我喜欢——同是知识分子。他们不是那些整日里在电视里露头显脸的市侩，我们的国家杜马里有多少这样的丑八怪呵！我对他们连看都不多看一眼，小伙子呵！我坚信新一代知识分子的能力并祝愿他们取得胜利，在大选中也能成功。

问：当代军队没有激起您的写作兴趣吗？

答：我没有权力去创作这方面的东西。我没有再入军队。这是复杂的机构，要想了解它必须从内部来谈。它的颓丧，它的被损害、它的被玷辱——这些都是事实，但它依旧强大无比，它还能战斗。

问：整个国家都为您在《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的女孩儿而哭泣。为什么您的作品中的主人公都会牺牲？他们是那么的希望活下去，好好地活着，而最终还是告别人世了，为什么？

答：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生活大多是以悲剧形式呈现的，而非喜剧，俄罗斯就活在悲剧体裁中，整个20世纪皆是如此……

问：您说过关于欧洲文化的问题，在现在，在20世纪末期，按照您的观点，我们的文化状况如何？

答：问题很有趣，首先要更准确地说明文化的概念。这既不是艺术，也不是文学。这是道德与法律，书籍，剧院——这是文化的招牌、文化的正面。谈到民族文化应该从社会道德和国家的法律方面来看。道德在我们这里已沦丧到底，我们这儿被称之为文化的不过是“蹦迪碴舞”。你讲的还不完全是这些，这种文化谁也不用教，也不必去解释，俄国文学像电弧似的把两个曾分开的社会组织联在一起——农奴和地主。因此农奴制度被废除也很容易。而苏维埃文学干了什么呢？苏维埃文学在宣扬什么呢？久加诺夫到现在还不能平静下来，艺术现在挣扎着想站起来。艺术的主要任务是道德问题，而不是小党派的问题。

问：在您的谈话中不止一次地触及到知识分子题目，您是否有这种感觉，知识分子这个题目可以消失了？

答：这个事物开始灭绝。从旧俄罗斯走过来的那一代已经过气了。他们经历过“古拉格群岛”，战争将他们一个一个地打散。而继承性却没有。俄罗斯知识分子是很贵族气的，这并不指的是贵族血统方面，我指的是独立性这一点。我们的知识分子是服务型的。这种知识分子不再成为社会的力量。用教育来代替了独立性。这完全是不相同的事。我不喜欢索尔仁尼琴提出的“受教育者”这样一个专有名词，在这一点上我不敢苛同。

问：人们现在称索尔仁尼琴为救世主，称您为真正的经典作家。您对这种涉及您创作的评价怎么看？

答：我不知道。20年后是否有人仍读我的作品。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靠这种称呼活着。我们很喜欢挂上什么标签：经典作家，救世主，不应该这样，后代人自己会分清是非的。

问：听说您每天工作10个小时，现在在创作什么呢？

答：最近在研读历史。秋末会在一家出版社出版我的关开斯科别列娃的长篇小说《只有一瞬间》。还在创作关于奥列佳女大公的长篇小说。

问：有您喜欢的出版家吗？您认为现代的出版业应是什么样的？

答：书籍出版业变得商业化了，这在当今俄罗斯相当自然——你写的好，就给印发。现在图书市场对每个人都开放，这是好事，不是灾难。

问：但许多出版社向市场抛售了大量的假冒伪劣书籍。

答：这是沉淀物。这是泡沫。他们会消失的，当我们文化水平不高的读者觉悟提高后，他就不会再买任何胡说八道的东西了。

我认为最喜爱的出版社为瓦格利武斯，他们印发我的小说没有收回成本。但出版家并不看中这些，但为了摆脱困境，他们也得不出一些通俗文学的东西。谢谢他们所作的一切。

现在谁也不能而且不会影响我的创作。过去常常专注于第二本书。现在全都印出来，每一本都不会放太长时间。任何时候我都对政府中的人没有最喜欢的。但民族教会了我。对叶利钦我没有特别喜欢，不是涉及到我的文学创作上的事，而是政论文章的事。但我不打算沉默。叶利钦吗？向他深深地鞠躬，如果有什么事儿出现，我会立刻坐到书桌前，马上开写。报纸和杂志都高兴地等着呢。（左右译）

【附】：鲍里斯·华西里耶夫（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