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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竟是元春天伦相聚后说的第一句话，何其心痛！曹雪芹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向我们点出了胤礽、弘皙父子的悲惨处境。一方面，他们本是天潢贵胄，身份高贵至极；另一方面，他们又处境凄凉，长期被圈禁，“不得见人”。倘若在《红楼梦》中描写一个人物来形容他们的处境，有什么比塑造一个没有自由的皇妃更合适的呢？元妃又说：“田舍之家，虽齑盐布帛，终能聚天伦之乐；今虽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这种种慨叹，都可看作曹雪芹对黄高粱梦中人发出的一种悲悯与劝谏。倘若这些人能够早早“退步抽身”，不要谋反图位，又何至于骨肉分散、各自一方呢？故曰“悲险之至”，故曰“路远山高”，故曰“二十年来辨是非”，故曰“回首相看已化灰”！再看元妃点的四出戏：第一出《豪宴》（庚辰双行夹批：《一捧雪》中伏贾家之败）；第二出《乞巧》（庚辰双行夹批：《长生殿》中伏元妃之死）；第三出《仙缘》（庚辰双行夹批：《邯郸梦》中伏甄宝玉送玉）；第四出《离魂》（庚辰双行夹批：《牡丹亭》中伏黛玉死。所点之戏剧伏四事，乃通部书之大过节、大关键）。因为这句“所点之戏剧伏四事，乃通部书之大过节、大关键”，使得研红之人一时间都成了戏迷。然而每部戏都有其繁杂的起承转合，发生、发展、高xdx潮、结束，不可能把某件事完整地套用在某一个戏剧上。所以元妃点的只是一个曲段，而照应的，也只是某个细节，或者某种暗示。脂砚斋好心地点明了四场戏的出处及所伏之事，本来可以省了红学家们许多搜寻资料的工夫，却偏偏事与愿违，变成带红学家们走了许多胶柱鼓瑟的弯路——因为《乞巧》来自《长生殿》，且“伏元妃之死”，于是红学家们便认定元妃也是像杨贵妃那样因“三军停驻马不前”，而被皇帝下令勒死的——这样的照本宣科，像足了贾宝玉嘲笑的禄蠹，哪有一点灵气和变通可言？其实，我认为脂砚已经说得很清楚，那“通部书之大过节、大关键”并不是这四部戏，而是它们所伏的四件事。而这四件事，脂砚也说得很明白了，即“贾家之败”、“元妃之死”、“甄宝玉送玉”、与“黛玉死”。这一段话，从故事到批语，本身是谜面，也是谜底，就像“元、迎、探、惜”暗伏“原应叹息”之意一样，话已说尽，根本无需再做更多的推敲了。偏偏红学家们乐此不疲，将戏本子搬出来好一顿研究，硬把戏曲故事当成红楼框架，一板一眼地往人物身上硬套，闹出了不少笑话。其实，这种错误很容易就发现其谬误：倘若《乞巧》伏元妃死便指元妃要被皇上赐死的话，那么《离魂》伏黛玉死岂不是说黛玉会死而复生，并与宝玉幽媾？这可能吗？因此，这段情节所需要引起注意和特别探讨的，其实并不是四出戏目包含了哪些情节，或者暗示了什么内容，因为这些都已经由脂砚斋明白地揭出了谜底，无须纠缠了；而没有揭谜底的，是这四件事与元妃有什么关系。四出戏由元妃来点，这充分说明了四件事与元妃或者元妃所代表的皇权有关。其中“贾家之败”与“元妃之死”是容易理解的，然而“甄宝玉送玉”和“黛玉死”与元妃或者朝廷的关系是什么呢，就大可商榷了。有人说宝玉和宝钗的“金玉良姻”乃是出自元妃的赐婚，倘如此，她与“黛玉死”也就有了直接的联系；而我曾有过黛玉才是奉旨远嫁第一人选的猜测（详见探春篇），也同样证实黛玉之死与皇权迫害的直接关系。然而“甄宝玉送玉”呢？莫非甄家的故事也与元妃有关？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甄”即“贾”，两者的故事是可以互代的，甚至某些时候，甄家的故事比贾家故事更具有现实意义。比如书中写甄家是“钦差金陵省体仁院总裁”、“独他家接驾四次”等，都是“真事”。而元妃省亲，暗示的正是江宁接驾事，故而，在省亲一回中又怎么可以不提到甄家、在元妃点戏时又怎能不暗示“真事”呢？而这件事，便是“甄宝玉送玉”。可惜的是，“甄宝玉送玉”究竟是怎样一个故事，又与皇宫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我曾做过多种推测，却没有一种能够真正说服自己，只好暂且搁置了。最后，我们来说说元妃省亲的最后一幕：众人谢恩已毕，执事太监启道：“时已丑正三刻，请驾回銮。”贾妃听了，不由的满眼又滚下泪来。却又勉强堆笑，拉住贾母、王夫人的手，紧紧的不忍释放，再四叮咛：“不须记挂，好生自养。如今天恩浩荡，一月许进内省视一次，见面是尽有的，何必伤惨。倘明岁天恩仍许归省，万不可如此奢华靡费了。”庚辰本于此有双行夹批：“妙极之谶，试看别书中专能故用一不祥之语为谶？今偏不然，只有如此现成一语，便是不再之谶，只看他用一‘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