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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统治者似乎一直在有目的，但是也有限度的打压着儒生士绅阶层，不过西北人似乎还有种说法，这位统治者比较‘佞佛’‘佞道’，而不太亲近儒生，据说这是因为由儒生组成的‘东林党人’和‘复社党人’曾勾结叛逆，试图刺杀于他。这种说法如果能够证实，对我们未来的传教既是好事，但也可能是坏事——如果他一直崇信中土的佛道，而不亲近天主、基督的话。这真的让人担心”

石明楷摇摇头，道：“担心或者不担心，为基督传教的事情总要去做，不是吗？

西北统治者让人骨子里感到恐惧，你不觉得吗？西北对外表现出来的侵略性，以及他们毫不掩饰的霸道与铁血，显然是深受统治者的影响。你不觉得，西北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义烈英雄气质吗？质朴厚重，慷慨沉雄，仿佛来自远古。这种英雄之气，我想，必是西北统治者所赋予的。这种英雄之气，若为西北统治者之前驱，必然是他国的灾难，用〈孟子〉里的话形容，就是‘沛然莫能御之’

我的伙伴，你知道吗？强大的统治者，绝不会在乎任何阻碍他们前进的力量。顺从统治者的意志，才是我们在西北唯一的生存之道。

我感觉，西北统治者的举措都是在以邻为壑，祸水外引。他在不停的对外扩张中，将内部潜藏的祸端隐患，一点点地疏导引流向外。他甚至于不惜将‘分封’这种，在中土历史上多次被证明了的，很容易引发大帝国内乱甚至崩溃的封爵制度重新拾起，稍加改良，就打着复古的旗号，有条件的逐步推广施行开来。我看，这是因为以他们现有的力量，还不可能完美掌控所有被他们占领的地区，用中土先贤的话来说，就是‘鞭长莫及’。在那些远离腹心、远离中枢的偏远地区，他们必然依赖分封的贵族来统治地方臣民。”

两名传教士的探讨，肆无忌惮的谈论西北的最高统治者，彼此对话都是以义大利亚的方言，倒也不虞有人能听懂他们在说什么。先期到西北治下传教和做官的那些西洋传教士，已经在信件中提到，西北官方还是有些人懂得拉丁语的，尽管数量很少，两名传教士这时当然会谨慎一点，只用义大利亚南方的方言交谈。

“西北的统治者，看起来似乎很喜欢财货，不过——想要让世界上掌握着权力的人不爱财货，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除非当权者的他有着更大更远的目标。

西北现有的局面，听说是在战乱之后近乎于废墟一般的情形下，重新建立起来的，期间还经过多次血腥清洗。或许这才是关键，这才是西北得以撇开儒学、儒生，另起炉灶，‘重辟鸿蒙’的关键。”

罗务禄在一大堆义大利亚方言中，夹杂了一个中土汉人的词语‘重辟鸿蒙’。不过，他用中土官话说的这个词，哪怕是中土帝国的京畿人士也未必能听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义大利亚腔调的中土官话，谁能轻易听得懂呢？也许只有最熟悉他的石明楷，能够知道他想表述的意思。

两名教士谈了一会，石明楷仍继续记录他的膝上笔记，而罗务禄则在一旁乘凉，当然他说这是‘先睹为快’，话说石明楷的一手花体字还是非常漂亮的，让人欣赏起来有着一种愉悦之感。

“西北似与中土他处有所不同，此地的‘佃工户’——不是佃户——每年可领到口粮、花红，每月还有工钱、赏钱可拿，一如作坊的‘雇工人’或者是这里人说的‘长工’、‘短工’，他们不是佃田耕作的‘佃户’，而是纯粹出卖劳力和农艺技能来维持生计的‘佣工’。西北出现这种状况，似乎是因为这里的人口不足，劳力短缺，虽然中土帝国的人丁绝对是非常之多。马耕、牛耕以及各种农具都因为人口不足而在西北得到尽可能充分的利用。”石明楷在膝头上如斯记录着，这是他踏上西北土地以来，从形形色色的各种路人角色那里，从听到的各种情况中，整理归纳出来的一种看法，至于这看法是对是错，还有待于以后的验证。

“听说西北有很多大农庄、大牧场，渭北数万顷官地就全部由一个大银庄‘包租’。

我还听说，西北地方，散在的自耕农户、中小地主，也很有不少。这些人大部分是获得了军功爵的军人家庭，而且他们为了与大农庄相抗衡，多半加入了某种合伙联营形式的农庄，是自耕农户与中小地主的合伙经营，通常雇佣着一些管庄头目和雇工人。

听说在这种农庄干活的佣工，‘东家’们会定期发给口粮、工钱，也有‘花红’，我想这应该是某种赢利分成；据说农忙的时候，干活好的人，能拿到东家的赏钱；这种合伙农庄，合伙人也可能同时就是管庄头目和雇工人，据说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