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部分(第3/4 页)

京国民政府，其实已窘迫到了“想卖国也没多少东西可卖”的地步。

整个1932年到1933年年底，林汉和汉娜在中国这里投放了“总价值”超过两亿五千万美元的“各国外汇”，前前后后圈走的银元更高达三亿。当美国人想起用《白银收购法案》往中国身上吸血时，却发现这时的中国已经没有多少汁水了。

注：历史上美国人搞出《白银收购法案》往中国身上抽髓时，日本人也趁机落井下石，最后的结果就是美国人吃肉，日本人吸血，只有中国损失惨重。不过这个位面林汉通过大量地印制伪钞，变相地把危机对外向全世界转嫁，对中国来说反而是减少了损失。

当南京国民政府因为内外因素造成的金融危机而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的时候，南方红军在各条战线依旧高奏凯歌。

首先悲剧的是福建的十九路军，东山港对南方红军的战略意义非同一般。所谓卧塌之旁，岂容他人酣睡，红军所以不干掉十九路军，夺取整个福建，纯是担心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影响面前大好的形势。不消灭十九路军，只是为了让他们帮着“占”着这个“茅坑”。

一九三二年的江西战役，红军已经切身地体会到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战略的好处：夺取生产型的农村，通过土改，建立民兵和地方游击队组织，搞根据地建设，将炮党的势力从农村里挤出去，把消费型的城市当成负担丢给炮党。炮党的军队想离开城市据点夺取农村，那就通过运动战的方式将其分化，吃掉。这一系列战术不过是十几年后炮党在东北遇上的局面的翻版。何应钦在江西近二十个师的家底，就是这么被活活玩死的。

红军复制在江西的成功经验，福州，泉州，厦门，莆田这四个沿海城市有意地压而不攻。先前的漳州战役中，十九路军损失惨重，全部的残余兵加起来不过万余人，却要分散在这四个城市内，兵力更是捉襟见肘。

针对这种情况，红军采用的战术就是不断地挤压他们在这四地的生存空间，红军留下了两万人的部队对分散在这四个城市的十九路军进行压制，逼得其只能困守城内。然后在城市周边进行土改和根据地建设。

第122章李润石的老鼠笼

打土豪，分田地，镇压残余的地主还乡团——实际上这四地的地主还乡团势力早在过红军过来时就吓得躲进城内了。当地的农民分到田地后很快就站到了红军这一边，然后就是照例不变的建立民兵组织、赤卫队，进行根据地建设。一年下来，四个城市周边被红军经营得象铁桶一般。

林汉在苏区之行时曾经说过，中国的城市和沙俄的城市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还是一个农业国的中国，大多数城市都是消费型的而不是生产型的。福建的这四地，除了福州还留有一点满清时的小工业残余外，余下的都是需要外部农村支持的消费型城市。在周边的农村几乎全被红军占领之后，困守四地的十九路军的日子就变得极为难过，因为他们维持城市运转需要的粮食果菜都需要周边的农村供应，而农村已是红军的天下。

在1933年下半年到1934年上半年期间，十九路军不是没想过挣扎，也多次组织军队出城，象后世的日本鬼子般想“下乡抢粮”，结果却被早有准备的红军打了回去，损失惨重却一无所获。

这四座城市都靠近海边，靠着海运还能从外部输入物资。于是在“美国”商人的“好心”帮助下，林汉在上海开设的几家皮包公司，拿着用自己印制的外汇在各地扫货购买到的粮食药材等物资，然后通过海轮运到四地销售，维持城市的运作。而从上海开出的十条货轮，只有四条船进了这四地，其余的全驶向东山港，和十九路军做生意成了极好的掩护。

由于红军有意困而不打，又担心十九路军撑不下去投降或弃城而走，所以一直有意地不攻击四地的海上运输线——实际上往这四地运物资的轮船上很多成员都是地下党。

这一年来，被困在四地的十九路军过得极其苦逼。四个城市本身没有多少税收，紧贴的周边农田勉强还能榨点汁水，稍远一点就全是红军控制区，几乎拿不到收益。外来的物资输入渠道虽然一直通畅没有被切断，可是全部都要使用真金白银去购买——其实围困四地的红军也没有切断对这四座城市的物资供应，反而大开生意之门。只要守军能掏出真金白银硬通货出来，粮食，蔬菜，药品，甚至是上海那儿出产的奢侈品，全都不设上限的无限量供应。一年的生意做下来，愣是把困守四座城市，坐吃山空十九路军口袋里的家底榨得干干净净。至于下层的官兵为了过得更好，偷偷地拿枪械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