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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一九六七年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首都红卫兵驻《人民日报》监督组成员根据武汉地区和“北航红旗”赴汉红卫兵提供的材料写的、经王力亲自修改的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意在警告武汉军区以及成都军区的领导不要压制红卫兵的造反行动。这是两报一刊在沉默了近两个月以后发表的第一篇社论，语气极为强硬。红卫兵们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四月中旬各个被压得吐不过气来的学生造反组织又纷纷恢复活动，并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重新登上文革舞台，而且比以前更加活跃。

四月六日又公布了林彪、王力、关锋、戚本禹起草定稿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

《十条命令》指出：“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

……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做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中央批准。

……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在《人民日报》社论和《十条命令》的鼓动下，武汉地区的红卫兵和群众造反组织发出了要粉碎武汉地区“二月黑风”、“三月逆流”、揪出“武老谭”（既武汉的谭震林）和“还我战友”的口号，并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和万人绝食行动。

此时社会上死灰复燃的保守组织纠集在一起成立了庞大的组织“百万雄师”，并得到了武汉军区和武汉市人武部的支持从而得以迅速壮大，他们在本单位排挤、镇压造反派，并且不断在社会上挑起武斗。在斗争中钢、新两派空前团结，与“百万雄师”展开了血与火的殊死搏斗，这就是文革史上著名的“江城抗暴”。

然而以陈再道为首的武汉军区对于来自中央的压力不为所动，依然我行我素。六月四日，武汉军区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公告》（即《六四公告》），说什么“当前社会上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兴风作浪，趁火打劫”，重申“工人总部不能平反，不得把矛头指向解放军”。

一九六七年五月武汉地区突然出现一个叫“百万雄师联络站”的庞大组织，它的出现是武汉军区受到来自中央的巨大压力以后所采取的另一种对策。后来查明它是由武汉市一些单位人武部组成的以“红武兵”为核心力量、以民兵为主体的半武装性质的组织（因为人武部有武器）。原来它是在四月六日由“红武兵”、“三字兵”（武汉干部子弟红卫兵，时称大专院校红卫兵）、“二一八红星军”、“硬骨头战士”、“野战军”（主要由四清工作队队员组成）、“革工三司”（造反派“工造总司”分裂出来的保守派组织）等七个组织为核心，经过多次商量，于五月十六日正式成立的一个庞大的组织，其全称为“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百万雄师联络站”，其成员达到一百多万，他们得到了军队、人武部和地方政府的全力支持。他们的舆论宣传口号是：“保卫陈再道！”“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百万雄师一声吼，牛鬼蛇神齐发抖；”“百万雄师站起来，牛鬼蛇神都垮台。”

它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基本上不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不说只做，是一个庞大的行动队。

在红州地区，古学范、沈冲、姜军和封老大等人也在狱中坚持斗争，他们质问狱方：“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为什么抓我们？”并且集体绝食。

七月十五日、十六日毛泽东在武汉指示：“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放掉朱鸿霞。”“对工人总部那么整，不商量，就是有问题嘛，整工人造反派，是有意识搞的。”

七月十八日，周恩来在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会上代表中央指出：“武汉军区首长要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尤其错误的是工人总部的解散……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肯定‘工人总部’、‘二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