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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聊间倒了一肚子苦水。

朱俊东说，这群甘肃“乞丐帮”特别不讲卫生，在家里解小便，有时小便从楼缝里流下来，滴到他的床上。另外，他们做饭烧得是木柴，不仅把自己屋内的墙壁熏黑了，而且一到中午、晚上做饭时间，整栋楼里都乌烟瘴气的。烟雾倒是小事，最危险的是，他们的房间里堆着许多木材，万一哪家不小心失火，会引燃整栋楼的。这个位置又窄，消防车开不进来，那时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朱俊东说，他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要不是这地方离做生意的位置近，他早就搬走了。

我问这群“甘肃帮”在这里住多久了？朱俊东说，有的是才来的，有的在这儿讨了好几年。他5年前住在这儿时，这儿就已经有了甘肃的乞丐。他们成群结队，一拨拨走了，又一拨拨地来。现在，乞讨成了他们致富的门路，他们中的许多人逢年过节回家时，都是买了大彩电、影碟机带回去的。回家前几天，还会买一些好看的衣裳，打扮得清清爽爽的。朱俊东还说：“他们有些人买了手机，平时就用手机与家里通话联系。”

“乞丐用手机？”我不免有些惊讶。

朱俊东说：“手机又不贵，他们完全买得起，也用得起！你以为他们真的可怜，他们比我们做生意的赚钱还多。白天，女的带着小孩出门乞讨，男的就在家做饭、喝酒，有时把地毯一铺，围在一起打麻将、玩‘拖拉机’，不‘带彩’（指赌钱）的还不玩呢！”据他讲，他们打牌时大吵大叫，喝酒时更是闹得厉害，经常发酒疯，打架、骂人。邻居们是怨声载道。

我问朱俊东，这个“甘肃帮”是不是有60多人？朱俊东“哈哈”一笑，说：“光这栋楼就住了60多人，整个贺家墩像这样租给乞丐住的楼还有好多家呢。据我估计，住在这里的乞丐和流浪汉有200多人！”

为了证实朱俊东的猜测，接下来的两天，我在贺家墩一带寻访。在“甘肃帮”所住楼房的附近，靠武汉博物馆一边，我发现一些楼房大都和这栋“甘肃帮”楼房相似，住的几乎全部都是外来的流浪汉和乞丐。另一栋楼房的房东提供的数据，也基本上和朱俊东所说的情况相吻合。

为了证实这群数量众多的甘肃乞丐帮是否来自他们所说的岷县，12月14日，我打了一连串的长途电话，分别打给甘肃省岷县小寨乡、中寨乡及其他镇的多个村委会。电话里的村干部说，岷县好多年都没有下过冰雹了，因“庄稼遭冰雹袭击”而出外乞讨的情况几乎是不存在的，倒是由于农村干旱，有的地方可能收成不太好，所以当地农村人才会一家老小、成群结队地到城里去乞讨。另外，村干部还谈到，岷县部分农村乞讨的历史悠久，10多年前就有人在外靠乞讨捞“收入”了，大都是到南方的一些大城市。许多乞讨者甚至成了当地的富裕户，靠在城市讨的钱置备了家里的电器，有的做起了小生意，还有人盖了楼房。也正是这些人的“榜样”力量，促使了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往外跑。至于出外乞讨者的数目，据有的村干部估计，整个岷县至少有1000多人。

后记：与社会学专家对话“都市乞丐部落”睛

21阳光：周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2002年底，本书两位作者乔扮成乞丐进入都市乞丐部落，探寻他们的真实生存状态。探访的地域，选取的是武汉这个城市。纵观全国各地的乞丐现象，您认为武汉一地是否具有广泛性的代表意义？就中国内地范围而言，不同城市不同地方的乞丐现象，是否存在着地域上的较大差异？

周：就全国范围而言，城市乞丐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每个城市的乞丐虽然各具特点，但在行乞原因、乞讨方式、生活状态等方面都大同小异。武汉作为中国中部的大城市、九省通衢，应该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解剖武汉一地的乞丐部落，对了解全国都市里普遍存在的乞丐现象具有一定的标本意义。

但中国太大了，不同区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乞丐在数量、来源等方面还是存在着差异。在中国，乞丐最集中、最具代表性的城市还应是北京和上海。作为中国北方和东部的两个经济最为发达的特大城市，在乞丐规模、乞丐来源的广泛性、乞讨手段的先进程度上，都是国内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

零点公司曾对京沪两地的乞丐做过一次调查，结果显示，共有来自22个省、市、自治区的乞丐汇聚在京、沪两地。其中以安徽人最多（26�93％），占到1/4强，其次为河南（21�08％）、山东（11�94％）、河北（4�45％）、四川（3�75％）；其他省份像湖南、湖北、江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