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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个男子汉。”

威尔兹上尉就这样死了。可是，一场异乎寻常的军事审判造成的震动，和“我是无罪的”的声音，却并没有在美国消散。历史学家们在不断地对这个案子进行分析。他们在问，整个事件究竟意味着什么？从威尔兹上尉个人来说，他是否应该承担责任，究竟有多少责任，刑责是否公正？

为威尔兹上尉辩解的一方指出，当时的审理过程并不是公正的。其理由是，当时在军事法庭作证的证人有明显的撒谎。最具有杀伤力的证词，是指控威尔兹上尉枪杀俘虏，但是，证人却提不出确切的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同时，几名对被告有利的证人，却没有得到法庭的传讯。

同时，也有许多威尔兹上尉的同事熟人，提供了有关他的个人人品和管理行为的描述。他们眼中的威尔兹上尉，绝不是一个凶恶残暴的人。相反，似乎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威尔兹上尉是个人品行良好和忠于职守的人。他们辩称，在当时的条件下，他只是没有可能做得更好。

为威尔兹上尉辩解的一方，甚至指责说，威尔兹上尉是联邦一方的战争罪责的替罪羊。这种说法也不是空穴来风。如此残酷的一场战争过去，普遍弥漫着一种情绪，人们总想寻找一个承担战争罪责的人，而这种罪责往往总是由胜利的一方指向失败的一方。人们指出，在威尔兹上尉的审理过程中，无法找到南方邦联首领在安德森维尔战俘营案件中的任何罪责证据，于是，在威尔兹上尉的死刑执行之前，他曾被要求，假如他能提供这样的南方邦联首领的罪证，他将可以被赦免。可是遭到了他的拒绝。

最为有力的一个辩解是，在威尔兹上尉被处死一年不到的时候，战后的秩序已经基本恢复正常，美国的立法、行政、司法三大分支也恢复正常运作，这时，联邦最高法院在一次裁决中作出声明：类似审判威尔兹上尉这样的军事法庭，都是违反宪法的。一个悲剧性的事实是，今天的联邦最高法院大厦，恰好建立在当年的首都老监狱的旧址上。也就是威尔兹上尉被处死的地方。

但是，对这个案子持肯定意见的一方，却似乎有着更为沉重的证据，那就是1万3千名埋在安德森维尔战俘营的死亡者的灵魂。假如威尔兹上尉无罪，那么，还有谁能够为这些惨死在恶劣生存条件下的俘虏承担责任？

辩解的一方提出，发生在140年前的这场战争，事实上各方面条件都很差。士兵们都常常像乞丐一样缺吃少穿，战俘营的状况恶劣更是当时的普遍现象。而安德森维尔战俘营本身的客观条件，是被公认为最差的一个，这并不是一个总管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的。根据战后的统计，各个战俘营死亡率都很高，例如在纽约州的一个北军关押南军战俘的战俘营，死亡率也高达24％。

辩解的一方甚至提出，应该承担罪责的，是北方的格兰特将军——后来的美国总统。因为他单方面停止了战争初期双方缔结的战俘在捕获后10天即必须交换的协议，而假如这个协议照常执行，安德森维尔战俘营不仅不会超员，而且将是一座空营！然而，格兰特将军停止这个协议，又源于南方事实上没有遵守协议“释放战俘不得重回战场”的规定。但是，再反过来说，战场是在南方的土地上，南方被释放的战俘们，回家几乎就是回战场，他们也没有别的选择。

从事件发生的第一天起，人们就公开地在媒体表明自己的态度，开始争论，争论延续了一百多年，至今仍然没有停止。就在这样的争论中，引伸出了美国人认为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和深刻的历史教训。例如，特殊状态下的司法公正问题，战争的残酷性和如何避免的问题，战争俘虏的人道待遇问题，战争中军人的合法行为和战争罪行的问题，战争罪责追究的阶层问题，等等。

威尔兹上尉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是南北战争的最后一个受难者，他死在战争的炮声平息以后，死在林肯总统被暗杀以后，死在暗杀林肯总统的刺客们被处死以后。在他死后，在宁静的林中小村庄安德森维尔，南方人为他竖起了一个纪念碑。我们看到，这些从135年前开始的围绕着他的讨论，事实上是十分超前的。那些135年前提出的问题，也已经非常“现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避免历史上发生的悲剧，但是，假如从事件发生的第一分钟起，就容许持有异见的一方公开表达，容许充分的争论。那么，也许，这样的悲剧就只书写在那一页历史中，而不必在未来的历史中，让子孙后代一遍遍地重新记录。

第一部分　走路（一）一个医生的故事（1）

我们是来到美国的第二年，搬到现在住的地方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