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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中国公使馆”，S本人完全是欧美主妇的派头，总是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保姆、洗衣妇、厨子、园丁、司机，都会听英语。习惯于在这样的生活方式里过活的S，抗日战争爆发后，却毅然决然地跟随着丈夫到了大后方，过起了节衣缩食，艰苦朴素的生活。自己动手盖房子，打家具，做咸鸭蛋和泡菜，在溪边的流水里洗衣服，补袜子，还自己开垦了菜园，种上了辣椒、西红柿，豆角，黄瓜、茄子，又自己喂养了鸡、羊、犬、猫、白兔、松鼠。S一切都是自己动手，从早忙到晚，把这个处在水边山后的茅屋，整理得井井有条，就其整洁和美观说来，绝不比北京的公使馆逊色，因此S自己，也戏称这是公使馆的“山站”。

这个身处大后方的知识妇女，不仅把精力贡献给了丈夫、孩子和家庭，也把精力贡献给了从北京撤退到大后方来的同事、朋友和当地的老百姓们。乡下孩子有病，也抱出来给她看。P的一位同事出差去了，他的太太忽然得了急性盲肠炎，热心助人的S，便自己开着汽车把她送到了医院，又义务地服侍了她三个星期，还输给了病人400cc血。这位太太的丈夫不在身边，又不肯自己出钱买血、请护士，一切重担便都落在了热心助人的S身上。而当那位太太的丈夫回到了太太的身边，S终于返回了自己的家中，见到了累坏了的P，苦坏了的孩子们时，S自己却因为失血过多，营养不足，操劳过度，而瘦得不成样子，终于支持不住，躺下去了！原来S的身体早就有些不支，只是她太要强，仍旧勉强支撑着局面，这次重大的损耗，使她患上了黍形结核症。这种不治之症，终于夺去了这个美丽、年轻的生命。

冰心非常喜欢这个S，所以当她在这篇作品的结尾处，写到第一人称的“我”接到了P写给他的报告S病逝的信之后，心中立即涌出了沉痛的哀思：“忽然广场上一声降旗的号角，我不由自主的，扔了手里的信，笔直的站了起来。我垂着两臂，凝望着那一幅光彩飘扬的国旗，从高杆上慢慢的降落了下来。在街角的余音里，我无力的坐了下去，我的眼泪，不知从哪里来的，流满了我的脸上了！”实际上，S是把自己的充满了活力的生命，间接地、默默地贡献给了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了。

《我的朋友的母亲》中的K老太太，也是一位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这是一位头脑清醒、通情达理、很有见识的老年知识妇女，她用极其鲜明的态度和干练的手段，轻而易举地处理好了一件在别人看来是十分难解的问题，这就是她的儿子K及他的助教F小姐之间的爱情纠葛，以及如果这种感情发展下去，就会波及到K的太太及他们的孩子，破坏他们原有的老少三代和睦的家庭。老太太不仅劝住了儿子，还把聪明能干的F小姐动员上了前线，保护了等在北京苦守的儿媳和孙子，保住了老太太辛苦维持了几十年的和谐宁静的家庭。她的远大的目光和豁然大度的胸怀，使她明智而又简单地解开了这个复杂的感情之“结”。从表面上看，这也是一篇描写家庭问题的小说，但是，造成这种家庭问题的原因，却是战争给社会带来的动乱和离散，所以，这又是一篇描绘社会问题的小说，正象作品中的K老太太对“我”所说的：“都是这战争搅得人乱七八糟的。”也如K老太太对F所说的：“战争虽长，也终有和平的一天。有一天，胜利来到，惊喜袭击了各个人的心，那时真是‘飞鸟各投林’，所剩下的只是一片白茫茫的大地。”

虽然因为用了“男士”的笔名，冰心在《关于女人》里，常常使用一些玩笑的笔法，但是，细细地体味起来，她在《关于女人》中所刻画的许多人物，和在这些人物身边演绎出来的故事，作者的立意，又常常是极为认真和严肃的。

象《我的同班》中的L女士，她象《我的教师》中的T女士一样，终生从事着严肃的工作——她是一名优秀的产科医生，她那双灵巧的手，为这个世界接引降生了许多生命，当北京已经沦陷于敌手之后，笑口常开、性格开朗的她，却“常常深思的皱着眉”，对她的同学“男士”说：“我呆不下去了。在这里不是‘生’着，只是‘活’着！我们都走吧，走到自由中国去，大家各尽所能，你用你的一支笔，我们用我们的一双手，我相信大后方还用得着我们这样的人！”当“男士”向她表示：“你们医生是当今第一等人材，我这拿笔杆的人，做得了什么事？”时，她“正色拦住我说：‘×××，我不许你再说这些无益的话。你自己知道你能做些什么事，学文学的人还要我们来替你打气，真是！’”最后她终于悄然地离开了北京，到了在西南的一个城市，剪短了已经灰白的头发，穿上了戎装，当上了军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