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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６胡绳文集

很佩服杂文卷的编者丁景唐同志，他竟然这样勤于爬罗剔抉，注意到了这篇短文。因为《新文学大系》选登了这一篇文章，就使我有勇气把我在２０岁以前写的这篇文章收入这本文集里。

问：那么，您在２０岁以前写的文章，在文集里还收了多少篇呢？

答：我在１９３８年１月满２０岁。所以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写的文章都是２０岁以前写的。

在这个集子中大概有十四五篇，当然只占极小部分。

这十几篇里多数是收在“思想文化评论”

这一辑里的。对这些文章我想就其中的两篇说一说。一篇是《胡适论》，那时我参与办一个名叫《新学识》的杂志。这个杂志起先叫《生活知识》，被国民党当局查禁了。改名《新知识》，又被禁，然后才改成《新学识》。参加办杂志的有一位搞戏剧的张庚同志，他和我商量，想在这个刊物上搞点新的栏目，于是我们就设立了一个人物专栏。张庚写了一篇《梅兰芳论》，我写了一篇《胡适论》。这篇《胡适论》写在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前。后来在５０年代开展批判胡适运动时，有人找出了这篇文章。有的同志觉得这篇对胡适的评论还是比较公允的。附带说一下，在我的这个文集里面涉及胡适的文章有好多篇。

在１９４６年７月胡适从国外回来，准备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我还写了一篇对他表示欢迎的文章（即《新文化运动所需要的根、枝叶和所需要的阳光》）。胡适在回国后，参加了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

，而且从蒋介石手里接受什么宪法草案。

我于是写了一篇很尖锐的批评文章，这就是“时事政治评论”中《制宪不如散会》这一篇。后来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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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又向学生说什么“理未易明，善未易察”

，我忍不住又写了篇短文加以驳斥，即“杂文”辑中的《理未易明么？

》。

现在回过来还是说１９３７年我写的另一篇文章《我对于现阶段中国思想的意见》。这篇的题目不大引人注意。当时，在《新学识》杂志上，我的一个朋友写了一篇文章，认为既然要抗战，各方面都有抗日的共同要求，那么就不必再有什么各派、各种思想的区别。他的说法是要大家都“把各种主义中的高远理想暂时搁起，而共趋于民族解放之途”

，因此他主张“思想的统一”

，而且要由政府来统一思想，“消除人民思想的纷争”。我看了这篇文章，认为这个意见是错误的，就写了《我对于现阶段中国思想的意见》。我认为，在抗日这个共同大目标上应该求得一致，但是这并不妨碍各派不同思想的存在，而且要容许各种思想相互争论。我在文章中说：一定要各派思想都在抗敌救亡的大目标下自由地发展，这样才能保证中国思想的活泼的发展和光明的未来。这些话当然是针对想用一种错误的思想来实行统一的国民党而说的。因此我也就不能不反对写上述文章的那位朋友。我记得当时我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在参加这个杂志的一些同志聚会座谈的时候，还有人指责我对自己的朋友提出批评是不对的。现在看来，我以为我的这篇文章的基本论点是站得住的。当时正是从十年内战转入抗日统一战线的时候，在进步人士中间不免由于误解统一战线而产生某种糊涂观点。我这篇文章提出的论点可能是有意义的。我记得，夏征农同志在抗战开始时选编出版的一本关于思想文化问题的文集中曾收入这篇文章。附带说一下，我在１９３７年虽然提出和那位朋友不同的意见，但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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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很好的同志。

我们以后还曾一起参加地下党的组织生活，合作得很好。他就是已经逝世的经济学家狄超白同志。

问：您曾出过《理性与自由》论文集。有些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思想发展的书，提到这本集子中的文章。不知道这些文章是不是都收入这本文集中了？

答：《理性与自由》是１９４６年出版的一本思想文化评论集。这些文章大部分都收入现在这本文集中的第一辑“思想文化评论”中了。但是，这一辑比那一本论文集中的文章多得多。刚才提到的在抗日战争开始前的那些文章，都没有收入《理性与自由》这本集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