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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帝国主义势力，有国内的反动统治势力，从清朝皇帝到北洋军阀，到国民党反动派，他们都曾具有强大的势力，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但结果到底是谁强大呢？

还是人民的力量强。

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前仆后继，同各种反动势力作斗争。在中国共产党产生以前，以大的革命运动来说，就有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义和团运动，后来又有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些斗争都失败了。但是，这些斗争证明了中国人民不是只能为自己苦难的命运呻吟的人民，而是敢于为改变自己的命运斗争的人民。我们的前人不免有这样那样的错误的想法，不免做了这样那样的蠢事，他们所进行的斗争有些只得到部分的成功，有些是完全失败了。但是，即使是完全失败的斗争也起了推动中国历史进步，促进中国人民觉醒的作用。不经过各种由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想法，也不可能找到正确的道路。从这些艰难曲折的道路中间，证明了中国人民有这样的优良传统，就是能够在任何困难环境下面，坚决进行斗争，通过斗争来一步一步找到前进的道路。

我们应该珍惜这样的传统。

我们现在还有继续斗争的任务。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还有许多新的问题要解决，新的困难要克服。我们在国际间还要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作斗争（当然斗争的形式是和半殖民地时代不同的）。在国内来说，还有少数敌视人民、破坏社会主义的分子，我们必须和他们进行有效的斗争。同时，我们还要跟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旧思想、旧习惯作斗争，和我们的文化落后的状况、我们知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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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状况作斗争。在这一切斗争中间，我们能不能最后取得胜利呢？我们的前人既然能够战胜一切统治压迫中国人民的强大势力，那么，我们现在就更有理由可以说，我们正在进行的斗争一定能取得胜利。党的十二大对于我们怎样建设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指出了明确的道路，确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这些相联系，我们学习中国近代史，也就更坚定我们的信心。

１９８３年２月原载《电化教育》１９８３年第２期，４月２５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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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封信

大作《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兼与胡绳同志商榷》已经读过，昨天又收到了来信。

我想在这里简单地答复您的信和您的文章。

来信说：“您是史学界的权威。”有的同志以“得罪权威，早晚要倒霉”为理由，劝您不要写这文章。您说：文章发表后，“有人夸我胆子大，有人为我担心”。又说：“总之，发表与您不同意见的文章，很像捅了马蜂窝。”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我虽写过两本书和一些文章，但说不上是“权威”。您所说的顾虑是完全不必要的。事实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出版后，指名或不指名地提出批评或不同意见的文章已有过一些。

当然，“学术界的权威”并不是坏话。我国学术界很需要有真正的权威，这种权威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权威不是自封的，也不是有些人认为他是权威就是权威。其实说不上是权威，但人们因为这种或那种原因而视之为权威，这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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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在我国学术界恐怕是有的。

对权威就不可以提出批评或不同意见吗？

我看是可以的。

真正的权威也不见得在所研究的每一个问题上都完全正确。

在我看来，现在有个不好的现象，就是对于权威或被视为权威者发表的意见，即使有不同看法，也由于种种顾虑而不敢说出来。我同意您所说的，“这种现象很不正常”

，应该“冲破这种气氛”。情况是复杂的。我也不敢说，对权威提出不同意见，一定不“倒霉”

，但总不至于大倒其霉吧？如果有人因为别人提出不同意见，就想方设法使他倒点霉，这样的人，不管是不是权威，都应当受到谴责。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本书，１９８１年在北京和１９８２年在上海出的是第一版；１９８４年重印的是第一版的“第二次印刷”

，只是就原纸型改了个别宇句，并不像来信所说，是修订后的第二版。我还来不及加以修订，出第二版。如果我现在有时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