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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长期的封建时代，反复地发生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虽然农民没有能力消灭封建制度而代之以更进步的社会制度，但农民是封建社会中主要的乃至唯一的革命力量。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首先起来进行革命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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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主要是农民。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表明了农民是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最强大的力量。

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的革命理想、革命纲领和他们的政党组织，都表现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影响。这些是中国社会过去没有的东西，然而是符合于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

同时，应该看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许多方面是继承了中国农民革命的传统的。

１９０５年成立的同盟会及其以前成立的一些革命团体，总是一开始就考虑到实行武装起义，并着手联络江湖会党组织。

封建专制统治不容许任何民主政治活动，资产阶级革命派既要革命，就不能不接受农民革命传统的影响。例如，１９０４年以黄兴为首的华兴会在湖南举行成立会时，黄兴发言认为，中国革命不能像“法国大革命发难于巴黎，英国大革命发难于伦敦”那样从首都发难。他说：“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黄兴等人立即同湖南的哥老会组织合作，共谋起义。

孙中山和其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都十分重视太平天国的斗争历史，惋惜于它的失败，并自认是它的继承人。对于义和团，革命派虽然一般采取否定的态度，但也有人赞扬它的斗争精神。陈天华批评义和团迷信邪术，不加区别地仇洋排外，“所以弄出天大的祸来”

，但仍认为“这义和团心思是很好的”。他认为，应当把“野蛮排外”改而为“文明排外”

（见陈天华所著《猛回头》和《警世钟》）。革命派认为，要革命，就必须发动“下等社会”的力量，又认为必须由“中等社会”来教育和提携下等社会，才能不重蹈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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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战争失败的覆辙。

资产阶级革命派企图领导农民群众，把自发的农民斗争纳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轨道，这不能被指责为是错误。

问题在于他们并没有能真正起到这种领导作用。

农民革命的领袖，例如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冯云山，在发动革命时，是生活在农民群众中，和农民群众一起斗争的。

和这种农民领袖不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同农民群众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因此，他们只能找到现成的江湖会党的头头，企图通过他们来发动“下等社会”的力量。以游民成分为主体的江湖会党虽然有些是有革命性的，但也容易动摇，其组织是极其散漫的。按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加以改造，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没有能做到的。像太平天国那样广泛地发动农民群众，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没有能做到的。

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有这样的弱点，但是仍应该承认，资产阶级革命派是继承了农民革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和武装斗争的传统，并且把斗争提高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自觉的水平。

再说一下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关系。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出现早于革命派。改良派是最早把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传入中国的人。比改良派出现更早的洋务官僚，接受洋枪、洋炮、机器，而拒绝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及其社会思想，他们维护封建制度，并在实际上满足于保持半殖民地的地位。

１８９８年的戊戌维新是改良派的政治运动的顶峰。这个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在知识界、工商界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士绅中鼓动起爱国、救亡、追求新知识的热潮，在实际上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作了准备。戊戌后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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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改良派仍在社会上保有很大影响。

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

他致力于办刊物，写文章，以浅显通俗的文字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政治学说，歌颂西方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和革命运动里的历史人物，鼓吹种种同封建传统相违背的社会思想和道德观念，强烈地感染了当时的青年。许多人是经过梁启超而趋向于正在兴起的革命潮流的。

革命派中的许多人本来是抱着改良派思想的（前面已经说过，不少改良派分子由于实际经验的教训而转向革命）。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曾经谋求同失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