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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３４卷，２８９页）。他又说：“没有资本主义文化的遗产，我们建不成社会主义。除了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来建设共产主义”

（《列宁全集》第３６卷，１２９页。引文中所说的“资本主义文化”是指广义的文化）。

所以列宁反复强调，在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完成以后，就必须提出“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

，向“有大生产的经验”

的“实业家和商人”学习的任务。他说：“我们现在要向他们学习，是因为我们的知识不够，因为我们没有这些知识。我们有社会主义的知识，但是没有组织千百万人的知识，没有组织和分配产品等等的知识。老布尔什维克领导者没有教给我们这些东西。在这方面，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这门课程我们还没有学过。所以我们说，哪怕他是一个大骗子，只要他组织过托拉斯，只要他这个商人曾经搞过千百万人的生产和分配，只要他有经验，我们就应该向他学习。如果我们不从他们那里学会这些东西，我们就得不到社会主义，革命也就会在它已经达到的阶段上停滞不前”

（《列宁全集》第３４卷，２３８—２３９页）。

在中国革命胜利时，毛泽东也曾类似地提出这项任务。

他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熟习的东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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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接着他又说：”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

（《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些话毫无疑问是对的。

如前所述，中国的旧社会并不是一点没有留下资本主义的遗产，但的确是太少了。

在一个国家中，原有的经济基础虽然落后，但具体的历史条件使得无产阶级可以领导人民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它就不应该退缩不前，——中国共产党这样做了。这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在开始社会主义事业以后，就必须充分估计到缺乏足够的资本主义“遗产”而产生的困难，因此就要善于使用各种过渡的经济形式来建设社会主义，并且十分重视学习资本主义生产的经验和知识，包括科学、技术、管理方法，等等。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长期间忽略了这样做的必要，甚至以为，如果这样做就违反了社会主义的原则，那就完全错误了。

中国现在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实力已经比３０年前大大增强。

但是我们如实地承认，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打破了在这以前一个时期中形成的对社会主义模式的僵化观念，实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搞活城乡经济的种种政策和措施。诸如在农村中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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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充分发展商品经济，利用个体经济和各种私有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等等。从这些做法中固然可以看到我们并不拒绝吸取以往的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生活的经验。但是，这并不是什么补资本主义的课，而是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形势而采取的社会主义的政策和措施。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外开放也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说：“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管理方法。”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又说：“必须下大决心用大力气，把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经济行政管理经验和其他有益文化学到手，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对外开放之所以重要，除了其他原因以外，就因为我们有必要向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许多为社会主义所必要的、而我们又缺乏的东西。

为了学习这些东西，我们不需要、也不可能重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能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学得更快、更好。——这是本文的结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