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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权利基本已经完全丧失。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是这么一个时代。那时候，个人所能支配的仅仅是生活中身边的日用品。除了这点可怜的物品，其他的一切几乎都是公家的。干什么事情都要到单位报帐，出门交通费要报销，房子要靠单位分配，食品要靠票证供应，需要多少，可用多少，都由单位来决定。由于公有化进行得很彻底，所有人都失去了私有财产。城市里的市民不拥有房产，农村里的农民不拥有地产。在一切都失去的情况下，也就意味着很多自由和自决的权利被剥夺了。

很多在计划经济下走过来的人都感受到了这种制度的苦恼。例如住房问题，我在这方面的感受真是太深了。大学毕业后，就一直住集体宿舍，不结婚就不分房子。这种政策对于那些晚婚晚育者简直是一种惩罚。早婚早育者都获得了房子，并且那些多生多育者还分到了比少生少育者更多的房子。通过深刻体验和观察这种经济体制，我深深感到这种制度的确是个多吃多占多消费的人沾便宜的制度。计划经济下的公有制好了什么人？只能是生孩子多的人，平庸无能但照样能平均领取工资福利的人。这种经济体制之所以不能长久，是因为它不公平，也不符合人性，更不符合自由的原则。如果要问：世界上什么原则最重要？我看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自由。

什么是经济自由？经济自由便是一个人能自由地进行交换、自由地获得和自由地使用以及处置自己的财产。但由于人类恶劣的本性，完全的经济自决和经济自由是没有的。国家和政府的作用始终不可削弱。对于中国来讲，由于实行了多年的经济禁锢，直到今天还仍然处在一种解禁的状态。但在这一解禁过程中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自决权还表现在就业方面。随着改革不断深入，公民的就业自决权也越来越大，市场经济给了人们更大的人身自由。今天的中学毕业生或大学生毕业和我们这些人年轻的时候大不一样了。工作、单位、地区都由自己挑选，完全体现了一种自我裁决。有一天与新闻界的人士聊天，得知这些年北京出现了“北漂一族”，即新闻媒体业的一些流动性比较大的编辑记者。这些人大多没有北京户口，只是在京打工，但能力特强，完全靠本事吃饭。他们在就业方面已经实现了完全的自决权，户口这些计划经济下遗留的产物对他们的择业和流动丝毫不起作用。

可我们那个青年时代，工作权全由学校决定。记得在我初中毕业的那个时候，负责工作分配的工人宣传队的师傅可忙乎起来。班里50多个学生，谁该下乡，谁该留城进工厂，谁该去建设兵团，都要一一调查分析做决定。我是由于家中的哥哥姐姐都下了乡，才被分配到工厂的。后来大学毕业时，也是完全的国家分配，我们复旦大学中文系78级这个班有大约30人被分配到北京各大中央单位。当然，在毕业分配的过程中，班主任又少不了一番忙活。

自决权最主要体现在对职业和生活方式的选择上。人的天性各不相同，兴趣爱好、志趣志向也不相同。因此，职业对于一个人来说至关重要。但是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人对职业的选择和自决完全被组织分配所取代，由此引发了许多人的痛苦。在那个年代，人们象螺丝钉一样被拧在各自的岗位上。无论是干部还是普通工作人员，党的一声令下，打起背包就出发，没有二话可说。那个年代经常唱的一首歌就是“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艰苦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这样一种精神在夺取革命胜利和对抗帝国主义侵略时，全体人民同仇敌忾团结起来反抗外部侵略时是绝对需要的。但在和平建设年代，再用战争年代的精神行事就不相适应了。

回忆起来，我们这代人年轻时期很多人都被不顺心的工作折磨过。譬如我自己，青年时代特别想学习，但就是与学校的大门无缘。上大学要靠上边发下来的名额，还要靠单位推荐。有了名额，领导看得中你，群众没意见，你才能上大学。但至于你想学什么专业，那就没你挑选的余地了。给你一个什么学校和什么专业你都要接受。在那个年代，人就象机器，没有一点个性，没有一点个人挑选的余地。

大约是1970年，我家由省教育厅搬到山东大学第一宿舍，那时我已进工厂工作两年了，年龄也已经到了上大学的时候。在这几年，不知怎么回事，中学时期一向调皮捣蛋爱玩不爱学习的我，突然变得求知欲格外强烈。下班以后就卷不释手地看书。1971年，中断几年招生的大学开始重新恢复招生。我亲眼看着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被腰鼓队敲锣打鼓地迎进山东大学的校门。我站在路边看着，心中充满了羡慕和渴望，也充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