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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延安。这虽是一次冒险，可是心情感到特别轻松。我对延安的一切已不关心，每天再三

思考的已是如何能实现我的决定。

我这十八年来的革命生涯，酸甜苦辣都尝尽了。远的不用提它，一九三七年二月间，那

种背信弃义，蛮不讲理的反张国焘斗争，使我下定决心，不再过问中共中央的事。谁知抗战

爆发，又因我的抗日热情，复使我跳进了原来的火坑。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张闻天等违反

抗战利益的阴谋和口是心非的对我实施种种迫害，使我进一步打算脱离中共，但因种种牵挂，

一时不易抉择。从王明的表示中我清楚知道莫斯科和延安一样的黑暗，斯大林清算的魔爪和

毛泽东阴险的毒手，都会向我飞舞，时机紧迫，乃决定脱离中共，离开延安。

王明为甚么将在新疆谋杀李特、黄超、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五人的事告诉我；为甚

么硬说毛儿盖的争执，是托派暗中作怪，为甚么武断的说我受托派的利用。这些盛气凌人的

话，直接向我表示，难道是他的幼稚吗？难道是恐吓我吗？王明须赶往武汉，阻止中日妥协，

维持国民政府的抗日局面，促进国共合作——这些是王明认为头等紧急而重要的事——这才

把反对我被托派利用的斗争压后。也许因为中共中央内部情形复杂，有人劝告刚从莫斯科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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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来的王明不可太冒进。但王明已杀害五位中共重要干部，如果他不斗争我，诬我受托派利用，

他又何能交代？

这次政治局会议，使毛泽东、张闻天大伤脑筋，王明的矛头正打中他们的要害。毛泽东

紧紧掌握他的实力，对八路军各部的指导和大批人员派遣到前线去等等工作，一点也不放松。

他预料王明在武汉的活动，不会有甚么大的成就。他暂时一声不响，和我遇着的时候总是谈

些轻松的事。张闻天有点感到自身位置难保，一切不敢像从前那样放肆，遇着我的时候，虽

然不说甚么，但多少改采尊敬我的姿态。陈云和赵云都是初来，遇事向人请教，不愿随便说

话。我那边区政府主席的职责，伍修权代理得相当顺手，他很少来麻烦我。这一切的一切，

都使我能安静的设计走自己的道路。

我悠闲自得，有时驰骋山野，在农村中留连一番。有时携带我的儿子或偕同一些青年，

郊游谈天，我那座山上的故居，是我们常到之处。我参加文艺晚会和观看球赛，非常热心，

常常和小伙子们打成一片。我的太太不仅工作繁忙，而且因怀孕呕吐不适，我此时也有功夫

陪伴她，分担一些她的工作。在训练班讲粗浅的课，与人下棋以及参加晚餐会等等都是我所

高兴的。如此，我渡过了颇为安静的在延安的最后三个月。

这个时期，我回想到的事特别多，似乎也应当略略提到。

中共是变了质，完全变质了，离我这个创始人之一的最初理想，已相去十万八千里。中

共在它的短短的历史中，经过国共合作，苏维埃时期和国共第二次合作，三个主要阶段，其

领导人物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米夫派直到毛泽东，本书中都有扼要的叙述。

读者从我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所作所为。他不折手段，追求他个人的胜利，这是不

折不扣的反动的帝王思想，与近代共产主义思想毫无共同之点。毛泽东在共产主义思想掩护

之下，包含着游击观念，农民意识，霸道策略，这些货色也与共产主义不甚相容。

整个共产国际同样完全变质了，他早已脱离了从马克思以来欧洲工人运动的轨迹，变质

为斯大林式的独裁。斯大林的恐怖主义，在清党中杀害了以百万计的人民和革命分子，这显

然是专制魔王之所为。即使那个亲苏联的邵力子叙述斯大林的残暴时，也曾向我表示：斯大

林杀害着许多人，世所罕见，中国历史上的暴君，杀害大批功臣的也有，但很少杀害这么多

文人学者的。

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和中共的党章，共产党组织是信仰相同的志愿结合，党组织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