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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侮辱，乃是实施教育的一种手段。

我们也探讨了余天云自杀的思想根源。我指出共产主义者相信以少数领导多数实行革命，

因为他们自信能够依据自然来改造自然，因此不少同志过分强调共产党改造自然的作用，这

多少是唯心观念的作崇。过去中共历史上，瞿秋白的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都犯了这类性质

的错误。尤以在游击战争时期，中共中央的负责人，特别是毛泽东，都不免受这种唯心观念

的影响。一般同志更被游击观念所支配，老是觉得个人的英勇与计谋，会产生超乎想象的决

定性作用。余天云虽没有自私的军阀观念，但确实以游击英雄自命，因而一受到批评，使他

脑海中的天经地义发生动摇，便愤而自杀。这是不足为训的，同志们应应引以为戒。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检讨，余天云的自杀事件使我想起一九五五年高岗的自杀，两者在性

质上有某些相同之处，但我当时对余天云，到没有想到、更没有说到他以自杀来反党。

我们的教育工作，是克服了重重困难而进行的，余天云事件足够说明此种困难的深度。

我和一般高级干部曾详加检讨，认为严格的教育仍应继续实行，但方法应有所改善，即对一

般同志，不可轻易处罚，应多注重说服与批评，对游击观念也不可一概抹杀，要潜移默化、

以正统的军事知识徐图补救。我们当时是想利用这段休养的期间，借训练工作使我们的知识

能力大大提高，因此，我们不惜采急进步骤。但事实上训练工作须较长时间才能收效，我们

这次努力，也就由于时间的限制，虽有相当成就，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一九三五年十月底，我军翻越万年雪山（即大雪山）到达道孚、炉霍、甘孜地区。我军

在大金川流域和懋功一带停驻了一个多月，从天全庐山运进来的粮食已经吃光了。当地的粮

食，又因红军在那里先后驻扎了约四个月，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我们要迁地为“粮”。道孚、

炉霍、甘孜是川藏大道上的要镇，人口较多，我们估计那一带的粮食可供我军过冬。而且时

已深秋，再不迁移，待到大雪封山，那就无法翻越这座大山了。

我们选择了由丹巴通道孚的一条捷径，向西进发。翻越大雪山，须费两天的时间，第一

天进到山腰雪地边缘露宿，第二天上午，翻过海拔七千公尺左右的山顶，再下山到了山脚才

找着村庄驻足。山顶空气稀薄，通过时呼吸困难，我们都带有生姜一类的强心药品，为临时

救急之用。全山白皑皑，我们步履稍一不慎，便可能发生雪崩。幸而我们事先作过充分的准

备，所以能够顺利通过。

这一带喇嘛的势力特别盛大，尤以黄教的势力最强。道孚一个最大的黄教喇嘛庙，就有

八百多个喇嘛，街道上到处都可以看见穿红袍的喇嘛，喇嘛庙里有维持纪律的铁棒喇嘛，那

些在街上闲逛的喇嘛们，听见铁棒喇嘛来了，就吓得四散躲避。喇嘛庙和喇嘛住宅建筑都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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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精美。喇嘛庙很象一间学校，喇嘛们经年累月在那里念经。有时喇嘛也像是一支由组织的军

队，大多会使用武器，经常作有组织的军事活动。喇嘛在当地居民中，无论知识和能力都较

超越，人民畜牧、营建、医病等，都得依赖喇嘛。大喇嘛如活佛呼图克图更是政教合一的首

脑。

一妻多夫的制度盛行于这一带，但妇女的地位却又特别低。藏人兄弟数人往往共娶一妻，

她周旋于这些兄弟之间，要维持他们的和睦，如发生争风吃醋的事，不问原因何在，概归咎

于妻子。妇女出街要带面罩，而且有些还毁了容（所谓毁容，就是故意将面部割破，涂上黑

灰，变成黑疤）。喇嘛们在街上逛游时，妇女们要远避，否则就被视为不道德，如果一位年轻

貌美等女子，竟引诱喇嘛们注视，那更是邪恶之举。凡是引起争风的妻子，或引起喇嘛欲念

的妇女，往往送去当尼姑。道孚市郊的一座小山上，便有一个规模颇大的尼姑庵，住满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