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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你们偏在北京公然反对，这是什么道理？我明天就进京，在那里反对段某人，看他能把我怎么假如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

盛怒之下，他又忍着肝部的剧痛说：“你们的所谓善后会议，乃是军阀、官僚、政客的分赃会议，而且把人民团体和国民党完全排除在外，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他是年底这天扶病入京的，北京的各界人士十万余人自发拥向车站热烈欢迎。李大钊也亲自前往迎接，北大学生军担任了迎接孙先生的仪仗队和警卫任务。那天学生军由白雄远教官统率，戎装整齐，军旗招展，帽徽上镶“北大”二字，肩扛教练枪，阵营煞是威风。中山先生下车后因病体难支，只能在车站发表了书面谈话。但见学生军举枪敬礼，高呼欢迎口号，精神为之一振。只见他惊喜地对汪精卫说：“想不到蔡元培人在海外，却留下了一支威武之师阿！”当时他下榻于铁狮子胡同顾维钧旧宅，学生军又为他担任警卫。后来因中山先生怕耽误学生功课，才执意要蒋梦麟下令学生军撤离。

孙中山的病情迅速恶化，他一直躺在病榻上，体温忽高忽低。到了1月25日这天，脸色已由黑转黄，不能进食医生建议立即手术，可打开腹腔一看，发现全肝已坚硬如木，这是明白无疑的晚期肝癌。医生们含着眼泪又把腹腔缝合起来，孙中山是行医出身，已知来日不多。但他仍很乐观，一边指导与段祺瑞的斗争，一边开始考虑起后事安排。他将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内的政治委员会移师北京，并委派汪精卫、于右任、李大钊、李石曾、吴稚晖、邵元冲、陈友仁为政治委员会委员，又先后约党内同志入京，分别有所指示。

重病中的孙中山仍关心着东江的战事，胡汉民和蒋介石把领袖的勉励电文印成传单，遍传东征军将士，极大地鼓舞了杀敌士气。东征军分两路直扑海丰和陆丰，于3月7日攻克汕头和潮安，陈炯明仓皇出逃香港，从此再无实力对广州构成威胁。蒋介石立即向孙中山告捷，他此时的病情已药石无灵，群医束手，但这一捷报却让他不胜欣慰地露出了笑容。

而北大的李大钊、蒋梦麟和胡适，也一直关注着铁狮子胡同里的病情，一有空就往那里跑。蒋梦麟常说：“蔡先生不在，我们要多尽责任。”李大钊这些日子一直在四处奔波，日夜起草文件，在他的主持下，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京隆重开幕。孙中山听到这一消息，精神为之一振，他激动地对宋庆龄说：“我真感谢守常呵！这标志着民众已唾弃了善后会议，开始了自行召集国民会议，以奠国基的斗争。”胡适早已摒弃前嫌，他是个不太相信中医的人，但见医生建议改用中医治疗，就主动延请上海名医陆仲安侍候左右。起初还想治本，未见效果。以后只好治标了，尽量排水消肿，以延长一代伟人的生命。

孙中山的病情终于进入危险阶段，国民党中央委托汪精卫和亲属孙科、宋子文、孔祥熙来病榻前正式商量后事。汪精卫言辞恳切地对孙先生说：“你的病一定能好，但在此期间一切党务还要照旧进行。先生有何教训，学生一定遵行。请先生留下一些话吧，让我们也知道今后该怎样奋斗。”

孙中山此时颇感痛苦，额角布满冷汗。见他沉思片刻对汪精卫说：

“我立遗嘱好是好，不过对你们可能有危险。”

见众人不解，孙中山又吃力地说：“我死后敌人肯定要设法软化你们，你们如果还要继续革命，他们一定会杀害你们。”

汪精卫满含热泪，激动地率领众人向领袖宣誓：

“我等追随先生奋斗数十年，从未巧避危险，此后危险何畏？从未被敌人软化，此后又有何人能够软化我等？我等深信党国同志，皆能遵从先生之言，请先生相信。”

孙中山闭目点头，当场令汪精卫以笔记录其政治遗嘱。记毕，请汪重读一遍，当他听完后，面露欣慰之态。又命汪记录其家属遗嘱，也许他想到了身后夫人的处境，边说边心酸的泪水涔涔。而门外已传来宋庆龄的悲泣声，他不忍再让夫人伤心，就说改日签名吧，我一时还不会死。

孙中山的病情从3月5日开始恶化，主要是腹部开始肿胀。到了3月10日那天，因腹水增长而陷入昏迷状态。第二天，何香凝见他的眼瞳开始散光，慌忙叫来汪精卫建议请先生签署遗嘱。汪精卫征得先生同意，请宋庆龄扶起他，用孙科身佩的钢笔在两份遗嘱上签了名。陈友仁又呈上孙中山用英语口述，鲍罗廷和他等人记录的《致苏联遗书》。孙中山深情地看了一遍文稿，眼神中满渗出悲凉。他一直想去苏联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