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部分(第2/4 页)

“我也是奉大总统之命来的，这件事令他好为难呀！恕兄弟直言，无非是安置两个人罢如果兄认为实在为难，是否可以缓一缓，先稳住英国人再作安排？”

蔡元培为难地摇摇头，面色沉雄地说：“治理北大，犹如曾国藩临湘治军，只要对一位不称职将士手软，将功亏一篑呵！”

他摸出黎元洪的请柬，毫无表情地瞟了一眼，就扔在一边去他内心有点激动地说：

“今天的事，让我更觉得教育要独立于政党之外麻烦你给大总统传个话，就说我办教育一定不预闻政治，也请他不要来干扰教育。因为教育是提倡个性与群性平均发展的，而政党总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来抹杀个性的。例如鼓励人民亲善某国，仇视某国，或想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党，往往有这种企图，若控制教育，便是大害。另外，教育是求远效的，如百年之计树人，而政党的政策却是求近功的。再说现在的政党掌握政权，往往不出几年就要更迭，如果把教育权也交给了政党，那么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不也要跟着改变，教育还有什么希望所以我说，教育事业是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之外的。秩公，请你一定要把这些话转告大总统呀！”

伍廷芳苦笑着点点头，想不到费了老大的劲，得到的却是一番书生之见。他已精疲力尽，想把这球踢还给黎元洪，就竭力鼓动蔡元培去总统府赴宴。

蔡元培也看出他的难处，风趣地说：“我们也算是多年老友了，这样吧，我来写份复函，让你回去也好交个差。”

见他摸出一管狼毫，将大总统的帖子翻了个身写道：

“奉示知承大总统招与怀仁堂之宴会，不甚荣幸。惟同日同时，元培已有南洋公学同学会之约，订定在先，未便取消。敬心领大总统之盛情，谢谢！”

翌日，英国公使馆里一片肃静，连花园里的那只鹦鹉也竖起脑袋，隐隐传来朱尔典愤怒的训斥声。伍廷芳的电话令他非常生气，他是位异常敏感的人，与其相信这是蔡元培给他的最后态度，不如怀疑这是中国的亲美派政客对他此时处境的蔑视。正在这时，那两位不知趣的英国人又找上门来打听消息，正好倒楣地遭受一场倾盆大雨式的训斥。说句公道话，他倒是一位严厉的外交官，管教下属也非常严格，每天都会要求他们完成大量的工作。他很清楚这两位英国教员的劣迹，只是碍于帝国的利益和面子才会如此趁机发难。

当客厅里只剩他一人时，一个顽强的信念又摄住了那颗自尊的心——

大英帝国的落日不能在中国沉没！不能！

墙上仿佛浮现出蔡元培的面容，他仔细研究起这位对手的心思。左思右想半天，竟对他产生了一丝朦胧的好感。这是一位受过西方文明教育的有教养的绅士，兴许自己亲自上门拜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凭着多年在中国的声望，他可能会卖个面子呢。

他就是这样决定了去北大拜访蔡元培，穿上笔挺的燕尾服，精心在镜子前修饰了一番，揣着一线希望上了汽车。

此刻，在蔡元培的校长室里却是另一种气氛。

他刚进办公室，就有一位心仪已久的青年学者来访。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梁漱滨。

因初次见面，梁漱溟有些拘谨。他今年才二十四岁，已是司法总长张镕西的秘书承蒙范源廉介绍，想来认识一下蔡先生。

蔡元培饶有兴趣地注视起这位额头微秃的年轻人，觉得他的长脸有点蒙古血统，更有点像印度的僧人。见他恭敬地递上范源廉的推荐信，忙笑着举手示意道：

“不用介绍了，我在去年回国途经上海时，就在《东方杂志》拜读了连载的《究元决疑论》。大作以近世西洋学说阐扬印度佛家理论，功力深厚，立论精辟，想不到你却这般年轻哩。我和仲甫先生都已商量过了，想请你来北大讲印度哲学课呢。哈哈！正好你今天来了，也算是一份佛缘吧？”

梁漱溟的脸上掠过一阵惊诧，对于一个完全靠自学的读书人，能进北大求学已很神往现在居然请他来担任讲席，更何况有些学生年纪都要比自己大。他慌忙起身向蔡先生鞠躬，连连摇手道：

“感谢知遇之恩，但此事万万不敢答应。我只不过初涉佛典，对此外的印度哲学实无所知呀！”

蔡元培宽厚地笑了，反问道：“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好，那你知道有谁能教”

梁漱溟想了想只能说不知道，据闻在欧洲和日本，一般所谓的印度哲学并不包括佛学，而是指“六派哲学”而言。而自己对“六派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