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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最高学府，自1898年开办于今，校址已从四公主府，扩展到汉花园、松公府。今年九月，校方又终于向比利时仪品公司贷款二十万，准备筹建后来将成为北大象征的“红楼”。但影响中国进程的新旧两股势力，围绕着如何办学的较量，却始终没有松过劲。

先是那位羸弱而好幻想的光绪皇帝，在康有为等人的推动下，下令设立了京师大学堂。他是想为推行他的新政办一所新型大学，还请来了名噪一时的梁启超起草大学堂章程。这是个与历朝太学和书院完全不同的章程，规定了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提出了一整套中西并用的办学方针。光绪还任命了曾历任工部、礼部、吏部尚书，政治上倾向维新的孙家鼎为首任管学大臣。当时真可谓人才济济，中学总教习为嘉兴人氏许景澄，这位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外交官，出使过法、德、意、奥、荷、俄等国，颇长于经世之学。西学总教习为美国传教士丁韪良，随他掌教的还有一批欧美来华的传教者，著名的有李提摩太、李佳白、林乐知等人。当时的朝廷还规定开办经费为白银三十五万两，常年用款二十万零六百三十两。

但好景不长，光绪二十四年的八月六日，西太后发动了政变。马上下令恢复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维新派的新政措施几乎全被取消，惟京师大学堂奇迹般地保留了下来。西太后自有她的打算，自汉武帝元朔五年设立太学后，从魏晋到明清，一直以国子监相沿袭，她要让大学堂回到祖宗开创的老路上去，先是借八国联军进京，以“主和”的罪名杀了锐意革新的许景澄。又在1903年重新修订大学堂章程，在大学分科中增设了经学科，使大学堂完全成了旧式书院。当时的学生多数出身于贵族官僚门第，讲授经史的也多为翰林院腐儒和政府官吏。学生入学堂是为了找“恩师”做靠山，谋求升官之道。被传为轶闻的是进士馆里每个学生几乎都有听差伺候，上课铃一响，得先由听差来请老爷上课。据说当时的体育课，有些教员叫口令也毕恭毕敬地喊什么：“老爷，向右转！大人，开步走！”

光绪三十三年，优级师范科的一百零四名学生毕业了，他们是京师大学堂的第一期毕业生。当时毕业生的成绩，分最优等。优等、中等和下等四种。最优等和优等者被授予师范科举人学位，并分等授以官职。虽授有官职，因为是师范毕业，还要尽满五年的教席义务，才能候补。至于何时能补上，又要轮班子，找门路，真是遥遥无期。难怪当时有个学生，为一位早逝的同学写下这样的挽联：“未博得五年义务，七品虚衔”，为死者也为自己的功名未就喟叹不息。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一度主持教育部。将京师大学堂正式改称国立北京大学，向总统推荐严复为第一任校长。根据蔡元培主持制定的《大学令》，废去了忠君、尊孔等信条，将经科和文科合并，取消了经学科。但袁世凯为了加快复辟帝制，一面干方百计摧残北大，曾先后两次以经费不足提出停办北大；一面又拼命拉拢师生，在去年的下半年，竟要封北大校长和教授为所谓的“中大夫”和“下大夫”，遭到了胡仁源和教授们的严正拒绝。当袁世凯准备举行“登极”大典时，北大师生群起反对，最轰动者为文科教授马叙伦的挂冠而去，在京城一时传为美谈。

如今，面对这动荡不宁的政局，这座古老的校园终于渐呈衰相。北大好像有些老了，不仅房子老、工友老，连历任校长坐的汽车也老得快走不动白天，教师中不少人是靠印旧讲义混日子的。学生中有钱的就整夜地吃花酒，捧名角，打麻将，对读书兴趣不大。都说要看北大人的散漫，只要去学生宿舍。不说别的，一走进东斋西斋矮小卑湿的宿舍，光看那布局就令人咋舌。有的房间，开前后门，用书架和帐子一隔为二，各走各的门。同房之间，说话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有的还要绝，像演话剧似的，纵横交错地挂了许多长短高低的白布幔，将房子隔成一块块互不干涉的独立单元。同一宿舍的人在走廊上相遇，也互不招呼。好像各人都有自己的小圈子，只是与意气相投者交往。

傍晚时分，天上又飘起了雪花。寒冷的冬夜降临了，范文澜刚从图书馆借书回来，微颤着掸去蓝布长衫上的雪花，走进了宿舍。这是间不大的房子，白布单中悬，正好隔出两个狭窄的空间。他刚进门，就被一阵刺耳的喧闹震住

“张公子，俗话说玩遍‘水、陆、空’，做人才不空。昨夜里你把白云庵里的空门女子都做了，真是艳福不浅哟。”

范文澜的眉宇皱紧了，像吞进只苍蝇，只觉得一阵恶心。这位张治秋仗着是徐树铮的远房外甥，平时张狂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