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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被对方一口浓浓的安庆方言惹笑他有点喜欢上了这位爽直的汉子，觉得有了这层关系，今天的会谈就多了一份机缘。他稳稳地呷了一口茶房送来的茶水，说：

“其实我对先生心仪已久，记得还是在上海办《俄事警闻》时，就多次听刘师培说起过先生。你当时正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听说后来很艰苦，发起人都因危险和困苦先后离去，最后全凭你一人支撑了好几个月。我是深知一人支撑一份报纸是什么滋味的，所以对先生的精神十分佩服。昨天在和汤尔和闲聊时，还提起这件事呢。”

陈独秀一听此言，才想起身边的另一位客人，忙向他引荐。

“讲起办报，这些年来，全凭孟邹兄为我撑腰呢！”

说起江孟邹，蔡元培是知道的。这位上海滩的报界闻人，瘦长的身上套一件银狐皮褂，腰间环佩丁当，举手投足问，一股名士派头。他与独秀既是同乡，又是多年的密友，两人已记不清相识于何处。但有几件事，至今仍令他记忆犹新。那还是在1903年的夏天，章士钊几经奔波终于筹办了《国民日日报》，以替代刚被查封的《苏报》。那时他也在上海，有一天听章士钊说，当时名义上有几位撰稿人，实际上真正帮他搞编务的主要靠陈独秀。两人蛰居在昌寿里的一间偏楼上，对掌辞笔，足不出户，起居无常，经常是彻夜工作到次日凌晨才能休息。一日晨起，章士钊忽然闻见一股异味，抬头望去，只见蓬头垢面的独秀那身从未换洗的黑衣上，正布满密如繁星的白物，忙骇然相问：

“仲甫，此何物耶？”

想不到对方竟浑然不觉，徐徐自视后坦然笑道：“虱耳。”

三人说到这里，忍不住杨怀大笑。屋内气氛融洽了许多，汪孟邹谈兴正浓，又接着往下说：

“讲到办《安徽俗话报》，我最知仲甫的辛苦。当时我在芜湖，一日，见有位剪了辫子披着长发的青年，背着包袱，拿着把雨伞，来科学图书社找我，说是要来办报纸。我见他才二十多岁，就试探着说，这里每天只能吃两顿稀粥，清苦得很呢。想不到他听后挺认真地回答，就吃两顿稀粥好。因为芜湖没有印刷厂，稿件编好后要先寄上海，待印好了再寄回。每当报纸来时，真够他一人忙的。从分发、卷封到邮寄，他居然都默默地干了下来。嗨！当时的仲甫，真是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一次我推门走进他的小屋，只见墙上挂着他书写的巨幅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有如此气吞山河豪气的人，何惧臭虫？虽布满衣被，亦不自觉也。”

陈独秀自嘲地笑了：“孟邹见对小弟如此厚爱，所以我办《新青年》，自然要请您做后台喽。”

汪孟邹会意地点点头，又想起一桩往事。他这亚东图书馆能有今天，还亏得独秀当年的提醒。柏文蔚任都督后，他和许多朋友都来找陈独秀，觉得该出来做点事有的说，做知县去，一宣城，二南陵，三太平，最好去宣城。有的说，还不如拿一个税局痛快。当时那种说话的口气，确有点弹冠相庆的味道。只有陈独秀瞪着双牛眼嚷道：

“做什么！这里是长局马上会变的。回去，都给我回去。这样吧，我找个朋友说说，凑些股子，你还是到上海去再开一个书店的好。”

时局的发展果然证实了陈独秀的眼光，“二次革命”失败后，袁氏政府很快与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后来干脆连中华民国这块招牌也不要这对陈独秀刺激很大，一天，他神情沮丧地跑来喝酒。说他苦苦思索中国的出路，在现阶段进行政治革命已没有任何意义。要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要革中国人封建思想的命。他想让亚东图书馆为他办一份刊物，借着酒力还胸有成竹地表示：

“只要给我几年时间，这份刊物一定会名扬天下的。”

当时亚东图书馆因生意清淡，又承担了章士钊的《甲寅杂志》，已无财力再办刊物。出于无奈，汪孟邹只得去找同业老友陈子沛和陈子寿兄弟，最后请他们的群益书社承办了《青年杂志》。不久，陈子寿因刊物名称与《上海青年》有些雷同，又征得陈独秀同意，将《青年杂志》正式改名为《新青年》。

陈独秀摸不清蔡元培的来意，闲聊了一会儿，便问道：

“外边传闻先生将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不知何日上任？”

“我正是为此事来求助先生呢。”蔡元培见话题已经点破，眉宇间露出一丝喜悦。

“前几天与汤尔和、沈尹默谈起文科学长的人选，汤尔和拿出几本《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