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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薛崇训显得比较谨慎，眼下的科举虽然只是改进，也不得不考虑很多。

科举制度薛崇训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来，但权衡之后还是决定用保守的变法规则：由大臣主张，然后皇帝予以“认可”和“支持”。

有政治抱负和理想的读书人会有自己对世道的理解和思路，然后通过做官来实现，就连浪漫主义的李白也有澄清宇内后功成身退的理想，只不过他实际在为政方便不擅长罢了。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国家要进行一种新政，过程是这样的：一批有同样想法的大臣掌握权力之后，由一个重臣提出主张进行论证，又得到了皇帝的支持，然后就开始施行。

薛崇训就打算这样干，物色一个大臣来主持这场科举革新。如此一来万一变法不利，名义上是一部分臣子在政见上的错误，和大晋这个政权没有关系，责任可以由一些大臣来扛，还有缓冲挽回的余地；若是皇帝亲自主持，一旦失败就是晋朝廷本身不行，至少说法上是这么回事。比如薛崇训熟读的《王莽传》里王莽称帝后亲自颁布的一系列错误圣旨，导致经济崩溃，愤怒的世人目标就直指新朝这个政权，觉得还不如刘汉。

当今朝廷，最有分量的大臣无非就是内阁、政事堂两个衙门的十个人，一处是薛崇训的心腹，一处是声望权位都足够的两代元老。若是政事堂六个人里选，只能是张说来主持，以前其父官位很低，张说本身就是科举进士出身，文采和能力一流，自己还爱好写书；内阁四人，杜暹长于打仗，文采稍逊；王昌龄好像不太支持新科举；张九龄和苏晋比较适合，资历也差不多，但苏晋有拥立首功。

薛崇训权衡之后，觉得让苏晋来主持会比较顺利，他至少是一心支持薛崇训的，不会在具体办事的时候来回周璇，对薛崇训实现自己的想法更有利。

但内阁学士虽然参与军机要务，品级却只是五品，苏晋也不例外。让一个五品官来主持天下科考的革新，好像不太严肃。所以薛崇训在开始正事之前要做很多准备的布局。

在此之前他就肯定了杜暹攻占营州的功劳，当时的考虑不仅有东北军事权重以及防止河北胡化，还有就是给杜暹升官奠定理论基础。

不久薛崇训就下旨，让杜暹卸任南衙十六卫名誉武官衔，晋升为从二品东宫太子少保。至于薛崇训没有太子那并不重要，什么太子少保本身就是虚衔，什么也不用干的。什么也不用干也不等于毫无作用，作用就是提升杜暹的品级。他一个干着五品学士实权的官僚挂着从二品的品级，本身就是在提高内阁学士的地位。

又有开疆辟土的功劳为理由，杜暹升级也就无可厚非了；内阁学士里头有个从二品的人，到时候苏晋提出科举变法，薛崇训便能顺理成章地将苏晋也提到从二品，况且苏晋本身就有拥立之功，被升为二品也没人会非议，不然你还能说人家拥立错了？

薛崇训设计好了步骤，便开始构思新科举的框架。科举制度通过宋明的不断变化，是渐渐发展到成熟的，除了薛崇训没人能一下子凭空想出一套合理的办法来，这个事儿还得薛崇训自己去琢磨。

首先是科考的内容取决于薛崇训重视哪方面的才能，在他的想法里，礼、谋略、科技应用三方面是最有用的，前者是奠定天地君亲师常纲的基础，这是维护薛崇训自己统治的基本秩序，在他还没办法制定一套被人接受的秩序之前，是不能破坏原有基础的，而且他自问没有达到自己去削弱自己权力的境界，也无法想通已经掌握了绝对权力的人有什么动力去推行“民｜主”；后者前所未有，因为古人没意识到技术的作用。

其他的如诗词歌赋等文化方面，薛崇训觉得根本不用考，在官场士林一样能发展，因为此时大家逢场交往就要用这些东西以显示品味，这是流行，难道现代应试非要考唱流行歌曲不成；至于道德品格只要没有作奸犯科的经历，也不好辨别，薛崇训对于朝里那帮满口仁义道德的士大夫，也没觉得他们有多高尚，太高尚的人很难混到那些位置。

决定了轻重，然后薛崇训便开始尝试设计规则。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杂乱，如科目居然有五十多科，而且考试并不是脱颖而出的充分条件，虽然应试制度有很多弊端，但公平性显然比唐朝的制度好得多；薛崇训打算借鉴的制度并非唐朝和武周时期的一套，实际上晋朝建立后这些东西仍旧照着前唐的惯性在运行，他想借鉴的是明朝的三级考试，在规则上制度化和标准化明朝制度才是封建中央集权发展最成熟的规则；至于最后一个王朝清，只能是作为少民奴役大多数汉人的成功典范，比成吉思汗还要厉害，但制度上照抄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