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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历春节，孝武就邀我们全家去新加坡过年。他的官舍还算宽敞，我们全家五口全住了进去，他和惠媚，两个孩子友兰、友松，另加上惠媚的哥哥蔡绿峰一家人，大大小小一共十九个人，都挤在一起，热闹非凡，玩得十分尽兴。

大年初叁用过早餐後，孝武从房里出来，手上拿着一样东西找我，说他有一幅多年前收藏的父亲亲手画的一幅梅花要送给我。他感性的说：“孝严兄，你身边至少要拥有一件属於父亲的东西作为纪念。这幅梅花画得很好，送给你保存。”我望望他，接过这幅画，说了句谢谢，当场让我想起了父亲，也追忆起一路走过的风雨，泪水夺眶而出，站在一旁的美伦和惠媚也被这一幕迟来的手足情深，感动得偷偷拭泪。这幅国画成了我来自父亲的唯一遗产。自从把它带回家後，就一直挂在客厅，我会把它一代一代传下去。

那天，孝武还补充说：“父亲的画，几乎全被孝勇收走了，孝章大姐和我也只有几幅；而且在父亲过世当刻很混乱，父亲在七海官邸及在办公室里的一些重要文物，都由孝勇一人收齐保管，有些被装箱运往了瑞士。”孝武说到这些时，显然对孝勇有所误会，但他也难做干预。孝武可以从“驻新副代表”坐升“代表”，在“外交部”没有前例，当然是当局的提携；而孝勇却在父亲过世後，与当局渐行渐远，与孝武间的龃龉由是更为加深，且日趋表面化。

孤单的身影

父亲病故时，孝武到新加坡任职还不及两年，闻讯即於第二天兼程返台。抵台次日，一九八八年元月十五，他办公室林尚谦　书来电说，孝武本想到“外交部”来看我，但因“外交部”记者太多，希望我能抽空在下午一点到仁爱路叁段松树园大厦八楼和他碰面。我准时前往，他显得非常疲惫，两眼布满血丝，不停抽着烟，见面坐定後，他就直接而诚恳地问我：“孝严兄，父亲前天过世了，有没有什麽我可以为你做的事？从前我们谈到这件事，可能觉得有些不方便，以後应该坦然了。”我感受到他的诚恳，也看到他良善的本质。我更感到安慰，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在这重要时刻他接纳了我。我回答说：“在父亲生前，我和孝慈从不愿意让这件事，增加任何人的困扰或心理负担，以後也是如此。”

孝武接着说：“我们应该顾及到中国人的伦理和亲情，不知道你要不要到荣总去瞻仰父亲最後一面？”

我答　：“孝慈昨天就来找我，谈了很多，当然希望能够见到父亲最後一面，只是不晓得该怎麽进行，不能贸然前往，怕引起谈论；既然你主动提起，我很感谢，希望能尽快安排，在晚上都没关系。”

孝武立即允诺：“我会马上和孝勇联络，要他安排好後尽快告诉你。”孝武是在前往新加坡之後，和我的交往才慢慢密切起来。起先，每谈到经国先生时都还是用“总统”称呼，到他升任驻新代表後，交往更多了，感情也随着增进，不久很自然地会在我和美伦面前改口以“父亲”来称呼经国先生。

那天孝武显得异常失落，情绪更是低落到无以复加。他告诉我，元月十二日晚，他不知道为什麽几乎彻夜难眠，清晨四点就起床了，十叁日当天，他告假在家，中午去参加一个餐会，回程就接到台北传来的噩耗。他十分感慨也感伤地对我说：“以前因为身份特殊，被很多人所利用，以後这些事情可以少了。日後要怎麽走下去，我不知道，我需要思考一下；可能等丧事过後，搬到海外去住。我只挂念母亲的身体，她几乎走不动，而且有气喘。”

最後，他语重心长地要我和他联系：“往後，需要相互帮助的地方会很多，要能彼此多照应。只要我能做到的，你尽管说，我都会尽力。”语句中，透出阵阵袭人的孤单。

孝勇告称父欲火葬

一九八五年起我和孝勇就开始接近，虽然只是断断续续，彼此相处倒也相当自然。我任“北美司”司长时，他也曾就对美关系事项，　聊间问问我的看法，包括他想知道正在美国担任“代表”的钱复表现如何等等。

当时，外界都知道他是最接近经国先生且被信赖的人，尽管他没有一官半职，只不过是中兴电机工程公司董事长，但是他每天都陪侍父亲，而且经国先生最後几年糖尿病日益严重，体力日差，到外县市的巡访也停了下来，孝武又人在海外，孝勇成了“七海”官邸内最有权势的人。当时就有传说，不少重要公文，都由孝勇亲自携进在病榻前摘要报告请示，然後再口头转述有关裁示，就算定案。大家对他无不敬畏叁分。

一九八七年钱复从华盛顿返岛述职，向经国先生报告双方关系现况，在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