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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这样做其实也是想要补偿她。”她顿了顿又说。

“补偿？”

“嗯。”她点了点头说，“我也是把她从她爸爸那里接过来之后才意识到，原来我离开她的那三年给她带来了那么深的伤害。她那时不喜欢吃青菜，每次吃饭都剩下很多，有一次我没忍住对她发了火，你知道她对我说什么吗？”

我偏过头去看着她。

“她端起碗来说，妈妈，我会把米饭和青菜都吃光的，你不要再离开我。”

我一时默然。

“我欠那孩子的。除了这么做，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补偿她。”她说。

转眼来到语言学校已经三周了，我发现除却女老师们在办公室和更衣室里的八卦话题，我对于这份新工作倒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排斥。学生们听课都非常认真，同我的关系也十分亲近。有一次我忘记了带水杯，下课时一个男孩居然跑去楼下的便利店帮我买了一杯奶茶。那孩子叫向宁，安静、温和，眉目清秀的如同女孩子。

当然，我最喜欢这份工作的地方是它自由的上班机制。在这所学校里，授课老师并不需要坐班，因而早上没有课的时候，我可以一直睡到九点再起床，然后悠闲地看看晨报吃完早餐。等到慢悠悠地晃到地铁时，车厢已经不是那么拥挤。我通常会在最后一节车厢上车，如果没有座位，我便倚在车厢尾端的窗玻璃上听音乐，一边看着远处的站台一点点消失在眼底。

我望着隧道中那些半明半暗的光影时，偶尔会想起杨康。去年冬天的一个夜晚，他喝醉之后执意要搭地铁回家，我只好去站台送他。那天他也是在最后一节车厢上的车，我们一直隔着车窗遥遥相望，直到那辆红色列车在隧道中消失不见。不一会儿，他的短信便传了过来：刚才我看着列车在暗沉沉的车轨上慢慢驶离站台时，心里突然想，再没有一种方式，让我觉得离你越来越远了。那之后没多久，我便同李伟订婚了，在地铁的最后一节车厢上车倒是莫名地成了一种习惯，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

新年之后，我再没有收到过他的任何音讯，当然，我也没有试图去寻找他的消息，除了那一次。某天我在网络上查阅资料时，鬼使神差地在搜索栏里敲下了他的名字，满屏皆是金庸的名著，于是我又在他的名字之后打下了那个显赫的家族企业的名字，这次的搜索结果少部分是商业周刊的链接，其余均是来自娱乐网站。我点开了其中一条链接，他同一个女明星相视而笑的照片猝然闯入了我的视线，我的心脏忽然像是被什么东西猛地扎了一下，于是我迅速地关掉网页，从此以后再没有接触过他的新闻，或者他的任何东西。想来我仍需要一段时间，在我可以平淡而坦然地提起那个名字之前。

列车缓缓地在站台上停了下来。我下了车，走上那段长长的扶梯，一缕阳光迎面照了进来。这是个晴朗的早晨，街区里的迎春花都已经盛开了，一大片炫目灿烂的鹅黄，像是油彩一般点染在淡的如同纱笼的浅绿画布上。虽然仍旧是乍暖还寒的时节，但这个城市的色调终于不像冬天时那么黯淡了。

我沿着地铁旁边的大街走到一条林荫道，在一家沿街的小店里买了早餐——来不及在家吃早餐时我便会来这里。这家店只卖蒸饺、烧麦、煎饼果子之类的中式餐点，因为物美价廉、干净卫生，早上很多附近的居民和上班族都会前来光顾。店里的餐巾纸和筷子都是自取的，平时就放在门口那个立柜上面的木盒子里。我就是去那里取餐巾纸的时候遇见凌嘉的。那时她正坐在靠门的位置吃着早餐，面前的桌子上摆了一笼烧麦和一杯豆浆。

我惊讶地说了声“好巧啊，居然能在这里遇见你”，她抬头望了我一眼，脸上闪过一丝尴尬的神色。

我问她是不是也在附近上班。她说是，去年年末的时候辞职去了一家电视台的生活频道。

我说：“那很好啊，电视台比电台的发展潜力大多了。”

她有些自嘲地笑笑：“哪有什么潜力啊？还是早上五点钟的时段。”

我下意识地想要安慰她，不过马上便发觉自己好像根本没有能够安慰她的立场，而且她也未必需要我这些多余的体恤。

我们于是又聊起了其他同学的事。她告诉我说，骆唯在电视台做编导，Tommy在《法制晚报》做夜间编辑；宫本去电台做了体育记者；王思萌跟那位国传的师兄分手了，上个月好像辞去环球网的工作结婚去了。另外还有几人回家乡考公务员了，再不就是像我一样去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公司做着跟专业毫不相关的工作。

“你还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