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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纳改动了霍拉斯的作用，也改动了娜西莎和小贝尔的作用。她们在《圣殿》第二稿中有着两种重要功能：说明霍拉斯的弱点的由来，也说明对南方妇女的一种看法。后者对于我们理解坦波尔和她的一生至关重要。小贝尔虽然楚楚动人，但更多的是挑逗欲念；虽然大胆，但更多的是愚蠢。她和坦波尔有一些共同之处，包括难以克制的性欲。娜西莎则相反，她体现重名誉、爱体面的品格。她认为性欲的一切表现既可厌又危险，因此始终主张克制。在娜西莎眼里，鲁比·拉玛对李·古德温的忠贞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她居然不结婚就跟人同居。娜西莎的这一判断中，我们不仅看到她崇尚克制，还看到她的一些根深蒂固的信念：社会依靠克制，特别要克制性冲动；绝无可能指望男人有足够的克制力，因此女人必须背上文明的十字架。

娜西莎的这些信念条条都和她的社会合拍。和她的社会一样，与其说是天真无邪，倒不如说愤世嫉俗；不是大惊小怪，而是容易生气。她把男人想象得十恶不赦，换言之，金鱼眼的性变态和她哥哥一度以她为目标、如今一心想着奸污继女的妄想狂，都赶不上她心中的怀疑。她对女人要求极高，认为文明全靠女人自我克制、也强使别人克制，才得以维持。然而，她如此要求女人，却又认为女人难以守身自持——小贝尔的勾勾搭搭不足为奇，鲁比·拉玛藐视习俗才是罪过，十分凶险。坦波尔的经历，从嬉皮笑脸卖弄风骚开始，后来好奇地跃跃欲试，然后放纵情欲和堕落，直到用尽心机重返受人尊敬的社会，刻画出娜西莎和她的社会所能看到的唯一出路。

一方面因为她看到的出路条条险峻，另一方面因为她对于体面把握不稳，娜西莎对女人的不信任不亚于对男人的鄙视。然而由于我们鄙视坦波尔，由于我们无不觉得坦波尔的痛苦和堕落太过分了，我们可能会觉得《圣殿》对书中男人的同情多于女人。连小说中最露骨地摧残妇女的金鱼眼原来也受到过他母亲的摧残。除了鲁比·拉玛这个唯一重要的例外，书中的妇女不是走向一个极端，便是走向另一极端；不是主张克制，便是诱奸男人，风骚淫荡。这两个极端排除了其他一切可能。坦波尔初试云雨，便挑逗勾引男人；欲火上升，便满嘴淫声浪语，还作弄男人、使男人受尽屈辱。她回到社会所认可的角色，接受父兄的保护；为了帮助他们毁掉李·古德温，她当众撒谎。

福克纳重写《圣殿》是“改稿的小小奇迹”。许多读者只记住他说过的关于《圣殿》构思粗俗的话，却忘了他还说过别的话：他不惜付出代价“争取重写的权利”，为的是要“把它写成一部无愧于《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的作品”。“总算干得不错。”他说：“我尽了最大努力。你们没有看到的那一稿是低级拙劣的，我再穷也要豁出去赔上钱，就是不能让它出版。你们看到的这一稿是我尽最大努力写出来……真实动人，尽量写得深刻而有内涵。”12 月间，苦干了几个星期，修改完毕，寄给哈尔·史密斯。

1930 年在修订《圣殿》中满意地结束。福克纳在《我弥留之际》曾借埃迪之口攻击言语，说道：“言语是吹气，细若游丝上天，一瞬即逝，毫不伤人”；“行动则铁证如山，确凿不移”；“罪、爱、恐惧不过是喧哗，是从没犯过罪、从没爱过或恐惧过的人用以表示他们没有拥有过的东西，表示他们永远也不可能拥有的东西，除非他们忘掉这些字眼。”后来，在《星期六晚邮报》发表的一个短篇中，他又借索西厄·韦德尔之口赞美语言道：“人的生命都是用声音来进行总结，并借助声音而有意义。胜、败、和平、家。

那就是我们何以必须苦苦为声音制造意义的原因。”埃迪的话和韦德尔的话同样反映福克纳对自己天职的信心。他知道自己绝不会单以语言为满足，但他也知道没有必要以语言为满足。如今他确信自己没有语言永远得不到满足。过去一年中，他重建了一座大宅，成家立业，他和埃斯特尔快要有孩子了。然而，他继续不断地为声音制造意义，探索并扩展他的神秘王国。发表的作品越来越多，他赚了一点钱，多少出了点名。但由于他和埃斯特尔的需求不断增加，手头依然拮据。幸好他又有一部小说即将出版，满心以为能靠它赚笔大钱。

1931 年1　月11 日，哈尔·史密斯出版《圣殿》前一个月左右，福克纳生下第一个孩子，是一个女儿。她怀孕时期不太顺当、分娩也不顺当。埃斯特尔休养好几个月才恢复健康。婴儿早产两个月，个子很小，但看上去还可以。福克纳本来就希望得个女儿，一半是因为可以袭用他最喜欢的姑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