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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搬到了斯莫尔尼宫的大楼里——人们已经习惯将那里看作是圣彼得堡的权力中心。索布恰克占据了三楼的一间大办公室,而弗拉基米尔·普京则在一楼办公。先前挂在斯莫尔尼宫所有办公室墙上的列宁和基洛夫画像都被摘了下来。在回答大楼管理员该挂什么新画像的问题时,普京说他想在自己的办公室中看到彼得大帝像。他的愿望得到了满足。
1991年秋天,圣彼得堡的局势仍旧不停地恶化,商店里空空荡荡,日常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到了12月,情况变得更加危险;在1992年1月苏联解体、商品价格自由浮动以后,“北方首都”所有食品商店的柜台里都空空如也。尽管国家连续两年粮食丰收,也没有爆发战争,但列宁格勒却重新出现了饥荒。索布恰克开始担心饥民暴动,因为绝望和恐惧情绪已经开始在市民中蔓延。
在这种情况下,市政府表现出了巨大的决心和坚强的毅力,他们从军队以及其他仓库中调拨出作为战略储备的食品和其他商品。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向美国总统老布什、德国联邦总理科尔以及世界其他国家领导人求援,请求他们提供援助。第一批援助1万吨粮食从位于联邦德国的美军仓库中运来,1992年冬天和春天,人道主义船只从德国、美国、法国、英国甚至日本驶出来。仅仅从列宁格勒的姊妹城市汉堡就邮来了几十万个包裹。
索布恰克的许多拯救城市的行动都是秘密进行的,报纸、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都没有进行报道。他对自己行为的解释是,担心市民陷入恐慌——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记得当年城市被德军围困、成千上万人饿死的情形。当然,他也担心自己的声誉受损:要知道,许多共产党人不无根据地说,恰恰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还有索布恰克让这个国家、这座城市这样贫穷。
市长和市民之间的疏远感在潜滋暗长。这让索布恰克感到非常委屈,感到委屈的还有索布恰克的妻子柳德米拉·纳鲁索娃。她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人们应当记得1991/1992年的那个冬天。虽然整个冬天全城都很痛苦,但却并没有彻底崩溃——正是由于索布恰克的诺言才从国外运来了大批粮食。所有这些都是高度机密,因为我丈夫认为,城市不应当知道,在‘大封锁’半个世纪以后他又面临新的封锁。但是当市政府迎接船只到来的时候,整个城市都看到了市长和躲藏在他身后的妻子,而记者们却大谈:索布恰克是(票据)持兑大师,他只知道出席欢迎仪式。当我对索布恰克说:‘你什么也不说,别人怎样才能知道你都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他回答:‘人民应当理解。’可人民并不明白真相。在我们的窗外,昼夜都站着一群打标语的人:‘索布恰克想从地球上清洗去列宁格勒的名字。’人们很快忘记了类似将城市恢复其历史名称的话题,更令他们激动的是香肠的价格。”
对于圣彼得堡市民如此不喜欢自己的第一夫人,不应当感到过分惊奇。
圣彼得堡市长和他的主要助手
这座涅瓦河边的城市之所以能度过1991~1992年的困难时期,不仅是由于西方的人道主义援助,人们也不应当忘记这几个月里新的市政府机关所做的大量工作。
索布恰克自己也承认这一点。1998年,在完成新书《从列宁格勒到圣彼得堡》时,他写道:“1991~1992年的复杂局势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帮助我们使成立不久的新的城市权力体系得以巩固。就像没有受过训练的士兵在前线经历战火洗礼后积累了必须的经验一样,新的市政府成员这些年也体验了这种巩固的感觉。许多人并不赞成这种体验,我们需要拯救他们。也正是当年成立的班子,近年来为俄罗斯政府输送了几位副总理和部长:包括 .希扎、阿·丘拜斯、阿·博利沙科夫、谢·别利亚耶夫、阿·库德林以及弗·普京等。”
普京和索布恰克(6)
到了1992年秋天,圣彼得堡遭受的饥饿威胁消失了,但局势还是很紧张。其实这就和整个俄罗斯联邦一样:俄罗斯政府组成以及叶利钦身边的人经常换来换去,国家缺乏政治稳定性,没有一个清晰明了的经济和国内政策;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仍然还没有理顺,缺乏一部稳定的宪法和明确的、与新的现实相适应的法律;工农业生产仍在下滑,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得更快;年通货膨胀率不是百分之几百,而是百分之几千;各种犯罪都在增加,掠夺俄罗斯自然资源的行为几乎公开化。莫斯科的情况要比外地好一些。但是,圣彼得堡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