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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血的千百万农民士兵甚至知识青年，有家归不得，被迫肩起美国装备，杀自己人，那千千万万在十四年奴役之后再死伤在内战炮火和美国飞机炸弹下的东北同胞，诗人注意了么？倘使能替他们呼冤，能喊出正义的声音，那该是多么好的诗！还有，就在我们文化艺术的园地，我们忍受了八年来的艰辛，我们作了应有的可能的贡献，我们今日不仅依然在饥饿线上挣扎，而我们的自由反受着前所未有的侵害，我们的地位和尊严受着无可忍受的侮辱。统治者企图分化我们，从最弱小可欺的着手来渐次贯彻他们的倒行逆施。我们能站在我们自己职业阵线，与我们弱小卑微的同行同休戚共患难，喊出我们自己的要求，防卫我们自己的利益么？倘使有，那也该是多么值得称赏的诗！

这一类的好诗我们还没有，有也少得很。我们这么多诗人为什么都不大写这一类的诗？难道说，应该是多情的诗人反而无情了么？

诗人是多情的，但以前的诗人常常是最个人的、最孤独的，他更多的关心自己，更多的诉说自己的痛苦，而不甚习惯于为广大人民而歌唱而呼号。他们总觉得这些呼号常常不免有些空洞而虚伪，或是有些“八股”，而八股不是诗。但诗人一歌唱到群众，呼号到广大痛苦人民，为什么就显得有些虚伪，有些八股呢？这主要还是由于诗人们还不曾真和群众，真和广大勤劳人民生活在一起，还不曾真理解人民，也还不曾真看出他们的伟大力量，因此诗人还不曾真获得群众的、人民的感情，而常常只是知识层的同情，这不能不显得空洞虚伪。

这里要求诗人情感的革命。情感是有阶级性的，因此是可以革命的。新的时代要求新的感情，要求新的抒情诗。诗人走向人民中间，再由人民中间产生诗人。诗歌是人民生活感情最天真、最直接的吐露，民族灵魂最纯美的发挥，这样才会有“民主诗歌”，才会展开新的抒情时代！

在抗战初期，民族感情普遍高涨，写诗歌的最多，形成抒情诗的洪流。其后，抗战进入艰苦阶段，一般情绪低落，作家倾于内省，诗歌产量减少，或转入冗长的叙述诗的时代。再入抗战后期以迄胜利后的今日，如象剧坛流行《升官图》一类的政治讽刺剧一样，风靡诗坛的也是“马凡陀”式的讽刺诗。诗歌成为反贪污、反法西斯的有力武器。但讽刺始终是站在现实旁边的观察者、批评者。当人民发见“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当人民发见他们的公仆已经骄纵到无意顾虑到他们的感情和意见而一意孤行到底，热烈的反抗狂潮将会代替冷静的批评，排山倒海的民主、抒情时代也将会代替讽刺时代。

这是必然的，因为中国不能没有民主，不能没有诗。民主必然胜利，诗也必然胜利！

（原载　１９４６　年　６　月　４　日上海《文汇报》）

《我们没有新的歌手了吗？》

聂耳是民族抗战的歌手，在抗战胜利后第一年纪念聂耳的死，原是带着无限兴奋的，但提起笔来依然是这么沉重。

我想，这首先是因为我们所鼓吹的民族抗战虽然不久成为事实，而且终于使敌寇屈服，但十年来的惨重牺牲并没有使人民获得真正解放，国家获得真正独立，相反的依旧是一团黑暗，遍地嗟伤。

我们应该引为光荣的合作——《义勇军进行曲》（《风云儿女》中的一支插曲）在抗战前期已经被全国不愿做奴隶的同胞们所热烈传唱，抗战进行中更是不离广大军民之口。抗战胜利后我们的民族任务转入争取民主、和平，我们这歌也被陶行知先生们改为《民主进行曲》。这是我们应该高兴的。但是不该高兴的一面是敌伪时代那些无耻的乐奸们，竟把这曲改来鼓吹当时他们所谓“和平救国”。尤其可恶的是早些日子中国法西斯英雄们又把它改成反苏进行曲，利用在所谓“爱国游行”。重庆某大报在游行日的煽动性社评居然标题作：《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真是无耻之尤，也是我们那支曲子所蒙的绝大的不洁！

当然就在胜利的今天，我们民族依旧没有脱离“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依然要不顾一切牺牲，继续前进，但是我们的牺牲却是多么重大啊，特别是在新音乐方面。聂耳之死已经是我们绝大的打击了，接着黄自先生在上海去世了，张曙在桂林和他的爱女一同在敌机轰炸中殉国，任光在江南事变中做了惨烈的牺牲，郑志声病殁重庆——这一连串的悲哀的重压够新音乐界负担了，万不料连现役

作曲家的中坚洗星海兄也在由北欧归国的旅途中作了不归之客。

当然新音乐是群众的音乐，它的发展原不建立在个别优秀作曲家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