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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还差好几百万两，下官实在想不出法子筹到这笔银两，只好前来请罪。

永琪一听，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便说道：往年是如何办贡？依旧照办就是。那盐政苦着脸说道：五阿哥有所不知，自两淮盐引案之后，便不能依旧制了。

那所谓的两淮盐引案又是什么？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五月十九日，新任两淮巡盐御史，即两淮盐政尤拔世，按照常规向乾隆皇帝报告经手钱粮，即前任官员离任后，本任对前任官员留下多少家底做一个审计，以免以后担负责任，这份本是例行交接的奏报引起了乾隆的注意，原因在于，此前几任盐政对于预提盐引之后盐商缴纳“以备公用”的收入，从来没有向其汇报，而是私自动用，于是下令让军机大臣“详晰查明具奏”。

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前任盐政没有经过乾隆同意，私自截留上交款成立小金库，现在也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

军机大臣们派人到户部，类似现在的财政部，详细调查每年预提的盐引数量，回报说每年预提盐引数量都是盐政自行向皇帝奏报，户部只按规定征收税银，其他情况并不清楚。

乾隆对此感到疑惑，他觉得历任盐政是有意隐瞒，在财务上弄虚作假，私下贪污了。更重要的是，从乾隆十一年预提盐引之后，每年提引自20万至40万张不等，若以每张盐引交纳“以备公用”的费用3两银子计算，20多年来，应有千万余两银子，而这些银子如何使用历任盐政都没有向自己汇报过，故而觉得“甚可骇异”，必须彻查。

乾隆皇帝下令，让军机大臣——保和殿大学士傅恒、文华殿大学士尹继善、东阁大学士刘统勋，当年最重要的三位大臣开会讨论如何办理此案，大案由此爆发。

该案的核心问题是“盐引”。盐引是食盐运销的许可证，如同现在的执照或批文，盐引上面隐含着三项内容：一是重量，即一张盐引只能运销多少斤盐；二是引地，或称引岸，即盐引上面规定了食盐销售地，只能运往特定地点销售，这同时也就意味着该地只能由拥有该盐引的人销售食盐，有些像是垄断，刚开始时是盐商交税认引，同时认领引地，以后只要盐商所持的盐引不变，没有转让给别人，其售盐地域也就可以一直不变，等于世代相承；三是税费，即每张盐引必须向政府缴纳多少税费。

然而乾隆年代也是人口增长最快、最多的时代，由于人口增长，食盐消费增加，而盐引数量相对固定，也就是说售卖多少盐的数量是固定的，不能随便增加，这就致使原有的食盐数量不够销售，于是出现了变通办法——将后来的盐引预先提前使用一部分，增加当年允许销售的食盐数量，这就是预提盐引，通俗来说，就是卯吃寅粮。

预提盐引本来也是合理的举措，为何会成为大案呢？这里面涉及财政，更涉及政治，还涉及皇帝的旅行经费和官员们的公款吃喝经费等，说起来就复杂了。

乾隆下令追查，从乾隆十一年至三十二年间的三任盐政均被牵涉其中。吉庆（满洲镶黄旗人），两次出任；普福（满洲正黄旗人），三次出任；高恒（满洲镶黄旗人），一次出任。

后来查出历年以来盐政借称办公动用白银467万余两，还有未缴的余利银六百数十万两。

六月二十五日，乾隆下达圣旨，勃然大怒：商人预提盐引，应该交纳的银两有1090余万两之多，可历任盐政没有如实上奏，而是营私舞弊，据为己有。高恒、普福等，久任盐政，竟将预提盐引，散给商人，将国家税银任意侵蚀肥己，肆无忌惮地乱花国家税银，实在出乎情理之外，高恒、普福革职查办。

同日，乾隆还特地下旨给军机大臣，要追究早已卸任两淮盐运使卢见曾的责任，认为预提盐引一事，都是他经手承办，像这样上下沆瀣一气，他岂能推诿说不知道？

然而在查抄卢见曾家产的命令下达之前，出了点问题，结果只查抄出铜钱数十千文，家中“并无金银首饰，即衣物亦甚无几”。乾隆对此大为光火，下令由大学士刘统勋负责审理此案。

卢见曾（1690—1768）此时已是年近八十的老人，卸任在原籍老家养病，为当时的知名学者、文坛领袖，被称为“主东南文坛，一时为海内宗匠”，“生操如椽之笔，主盟坛坫三十载”，在扬州任职盐运使期间，“四方名流咸集，极一时文酒之盛”，与《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书画名家“扬州八怪”等有深交。他在乾隆年间曾两次出任两淮盐运使。

刘统勋审讯卢见曾经的俩个儿子卢谟和卢荫恩，最后查出是大学士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