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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佳媛毫不犹豫地婉言谢绝，说，我有对象，是我大学同学，我们打算毕业就结婚。那些介绍对象的大妈大婶们一边“啧啧”地感叹着，一边似有意无意地说，“两个刚毕业的孩子一无所有这日子可怎么过”。

丁佳媛丝毫没有怀疑过他们以后的日子没法过，她认为他们的婚姻，也必将和他们的爱情一样，花前月下，浪漫美好。

他们俩一起住在职工单身宿舍，吃食堂。和当时其他大学毕业分配来的情侣们一样，先婚姻登记，然后排号等待单位给分房子。

伴着他们的女儿呱呱坠地的哭声，他们终于排到了房子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平房。屋里只有上水，没有下水，没有卫生间和厨房。

女儿的到来让毫无经验的两个年轻人手忙脚乱、顾此失彼。昔日的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变成了现在的锅碗瓢盆、奶瓶尿布。

女儿长到三岁的时候，跟丁佳媛要漂亮娃娃。丁佳媛看看孩子，又看看娃娃，摸摸自己的衣袋，带着孩子转身就走。

1995年丁佳媛和胡杨每人每个月的工资是215，俩人加一起是430元。上有老、下有小，勉强支撑一家三口的生活。

丁佳媛经常看着别人家的孩子衣着光鲜、骑着玩具车，吃着高档的零食。她也曾暗暗羡慕过同一个办公室里那些住楼房、屋里有上下水、有暖气的女同事。

后来她听说，厂长的侄子娶了她那年毕业一起分来的另一个女大学生，现在那个女生每天老公开公车接她上下班，住着据说是两室一厅的楼房。

丁佳媛慢慢地开始跟胡杨抱怨，说我们是不是也该想想办法多赚点钱，不为自己也得为孩子。

胡杨当时刚接了科长派的一个新活儿，被科长三句表扬的话忽悠得没日没夜画图纸、搞设计。听完丁佳媛的抱怨，胡杨随口说道，咱这厂子就这样，大家都挣这么多，我上哪多挣钱去。

丁佳媛听了不免又唠叨一番。

想当年郎才女貌的丁佳媛和胡杨慢慢地因为柴米油盐、繁琐家务、孩子的费用而成天争吵不断、怄气不止。

就这样，丁佳媛和胡杨的婚姻，因为没钱，口角和战争逐渐升级。

女儿七岁上学的时候，丁佳媛去娘家借了点钱，给孩子做了几件新衣裳。

送完女儿上学，回到家看着镜子中的自己，皱纹渐渐地爬上了眼角，昔日明眸善睐的大眼睛也变得失去光彩。脚下一双穿了四年的旧鞋子，身上也好几年没有添新衣服了。

那时候的胡杨虽然晋升了工程师，但依旧是个小职员。他们俩的工资增长远远跟不上飞涨的物价。按照目前的活法，别说换楼房，就连买几件好衣裳，都得反复掂量掂量。

丁佳媛越来越感到纠结、失望。

作者有话要说：

☆、花儿姐姐（六）

她和胡杨的婚姻，已经过到了第八个年头。

所有大学四年的那些花前月下、浪漫情怀，早就消磨殆尽。只剩下近在眼前的贫贱生活。

丁佳媛坐在自己住了七年的小平房里，闻着窗外臭水沟里传来的恶臭，挥一下手轰走飞绕在她眼前的苍蝇，咬着牙暗自下定决心：“这日子，坚决不能再这么过了。”

晚上胡杨加班回来的时候，她和女儿早早吃完了饭，女儿趴在刚才的饭桌上写作业。

丁佳媛和胡杨说，或者你，或者我，必须得有一个跳槽出去，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去寻找机会，不能再这么耗着了。

胡杨却对丁佳媛的建议不以为然，说，我们这么过不是很好么。最起码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

丁佳媛听了勃然大怒，积攒了八年的愤怒和不甘一朝爆发，她的手臂在空中胡乱地抓着，情绪极其激动，高声地控诉着这些年来受到的委屈。旁边的女儿吓得瞪着和她年轻时一样的水灵灵的大眼睛，哇的一声哭了。

第二天，丁佳媛毅然决然地辞去了和胡杨同在一间工厂的厂办内勤的工作，带上几件简单的衣服，搂着女儿哭了一遍又一遍，头也不回地登上了南下广州的火车。

那年是2000年夏天，丁佳媛毕业整整八年，30岁。

在广州，她去人才市场应聘，生长在北方的丁佳媛头一次来到南方，在炎炎烈日下被烤炽得几乎晕厥。她拿着打印的简历，投了一家又一家。

繁荣、躁动的人才市场人头攒动，烈日下那些求职的人们挥汗如雨，一个职位，一个饭碗，对那些渴望工作的人们来说是何等的宝贵。

丁佳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