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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再加上四中全会后我在青年团做了一个时期的工作，少共国际的决议上，说我们的工作有成绩有进步，这又是一个包袱，说我领导团还行，难道就不能领导党？第二没有兢兢业业之心，丝毫没有对革命、对党、对人民有很严重的责任感。做了临时中央负责人以后，更发展自己品质的坏的方面，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要是有人有老子第一的想法，那我就是这样的人，发展了刚愎自用，不愿自我批评，不愿意听人家批评，对于一切错误采取文过饰非的态度。也因为这样，在临时中央到了苏区以后，这个时候我只是在形式上推一推，“请别的同志担负吧！”别的同志说，“还是你来吧。”我说：“好，就是我。”（笑声）所以这个时期，我是中央的负总责人，我是这条路线所有一切错误发号施令的司令官，而且这条路线在这个时期所有的各方面的错误，我是赞成的。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

博古说及自己执行“左”倾路线：

在这个时期，白区中反对职工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就是反对刘少奇同志的正确路线；苏区中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是“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

博古很坦率地说及自己思想的转变过程：

遵义会议改变领导是正确的，必要的。我不但在遵义会议没有承认这个错误，而且我继续坚持这个错误，保持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路线，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底一九三六年初瓦窑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我仍然用“左”倾的观点、教条主义的方法，反对民族统一战线。教条告诉我，资产阶级是永远反革命的，决没有可能再来参加革命，参加抗战，这是教条主义坚持到最后，也是我的“左”的错误最后一次。

确实，从那以后，博古与“左”倾教条主义告别之后就坚决站到毛泽东一边。正因为这样，张国焘在反对毛泽东时，称“毛、周、博、洛机会主义路线”。张国焘自立“党中央”时，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张闻天）的职务和党籍。

在一九三六年，毛泽东派博古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和周恩来一起，参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一九三七年，博古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一九三八年，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南方局组织部长。一九四一年，创办《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博古被任命为《解放日报》社社长和新华通讯社社长，充分发挥了他的写作、宣传特长。在中共“七大”，博古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一九四六年，博古作为“政协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中共代表前往重庆参加谈判。四月八日，乘C�47式运输飞机由重庆返回延安。飞机由美军兰奇上尉机组驾驶。途经山西兴县东南时，一片阴雨，飞机竟撞在海拔二千多公尺的黑茶山上！与博古同时遇难的还有国共谈判中共代表王若飞、新四军军长叶挺夫妇以及出席世界职工大会的解放区职工代表邓发。遇难之日为四月八日，从此称“四八烈士”。遇难之际，博古年仅三十九岁。

王明在写了那篇《学习毛泽东》之后，其实对毛泽东口服心不服。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于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致函周恩来，表示对“王明路线”想不通，因为那时他只“当选中委和政治局委员”，“不是这一时期的党的主要负责人”。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当《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时，王明致函任弼时，表示赞同决议。中共“七大”期间，王明称病，没有出席会议。经毛泽东亲自提议，仍选举王明为中共中央委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明担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一九五六年因病去苏联就医，从此留居苏联。随着后来中苏关系恶化，王明在苏联大骂毛泽东。尤其是他在一九七一年所写《中共五十年》一书，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犯下了种种罪行。比如，毛泽东在一九三五年于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篡夺了党的军权，在这以后，他就使中国共产党和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他还写道：“根据毛泽东的密谋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其目的是为了反对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这次会议的政治、军事和组织路线是完全错误的。”王明痛骂毛泽东是“叛徒”，跟他当年所写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