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部分(第2/4 页)

威信县水田赛乡的一个村子。

博古交权的时间，是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即遵义会议结束半个多月后。

在博古准备“交权”时，凯丰一再向他说：“不能把中央的权交出去！”

“博古没有听他的，还跟凯丰说，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这样他把象征‘权’的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了张闻天。”（刘英：《长征琐记》）这样，博古结束了自一九三一年九月下旬起的三年零四个月的中共领袖地位，由张闻天接替。从此，张闻天成了中共中央负总责。在“鸡鸣三省”的那个村子里，只要毛泽东点一下头，他完全可以出任中共中央负总责。当时，周恩来、张闻天都力推毛泽东接替博古。但是毛泽东毕竟看得深远，鉴于种种因素，推举了张闻天：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要更换领导人，需经共产国际批准。毛泽东出自“山沟沟”，从未去过苏联，因此共产国际缺乏对他的直接了解。张闻天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原是王明、博古的密友，共产国际信得过。

第七部分：遵义曙光张闻天接替博古成为中共负总责　2

张闻天又具有很好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自从他从“左”倾营垒中杀出来之后，便跟毛泽东紧密合作。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站出来作“反报告”，立了头功。再则，如毛泽东曾说过的那样，“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王震在《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家——忆闻天同志》中转述在延安时毛泽东同他的一次谈话，载自《回忆张闻天》一书）。容易与毛泽东共事，也能团结别的同志一起共事。毛泽东的眼力不错。此后，张闻天担任中共中央负总责长达八年之久，与毛泽东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共事关系。走笔至此，不能不追溯到半个世纪前在上海发生的一幕，竟在无意之中给毛泽东帮了大忙，为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党内问题提供了机会……

一九三四年的上海，中央地下组织面临着最为严峻的“围剿”。

自从中共临时中央在一九三三年初迁入中央苏区之后，上海设立中共中央上海局。共产国际通过中共中央上海局，与在中央苏区的中共临时中央取得联系。卢福坦被指定为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人，他于一九三三年四月被捕，后来叛变。于是，康生被指定为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人。由于形势日益严重，康生和妻子曹轶欧一起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中旬离沪前往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康生离去后，李竹声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差不多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同步进行，中统特务加紧了对中共中央上海局的侦察、搜捕。

一九三四年六月下旬，中共中央上海局被侦破，书记李竹声落入中统特务手中。李竹声叛变，又使一批中共地下党员落网。盛忠亮成为李竹声的继任者。一九三四年八月，这位上任才两个月的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也被逮捕。起初，盛忠亮受审时一言不发。中统特务知道他与秦曼英感情很好，而秦曼英已与李竹声同案被捕。他们劝降了秦曼英，让秦曼英跟盛忠亮见面，这促使了盛忠亮叛变。中统特务知道了盛忠亮家的“警号”。所谓“警号”，便是窗台上的一盆花、窗口挂着的一件雨衣之类，一旦取掉，表示出事。中统特务“保护”了盛家的“警号”。中共秘密电台台长武子明见到“警号”依在，进入屋里，当即落入中统特务手中。

武子明的被捕，使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电台遭到破坏。从此，中共中央上海局与瑞金失去了无线电联系。于是，在瑞金的中共临时中央，也就失去了与共产国际之间的无线电联系。本来，王明通过无线电报“遥控”瑞金，这下子鞭长莫及了！李德对此事极为遗憾，他在回忆录《中国纪事》中写道：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这个问题（指与粤军陈济棠进行秘密谈判——引者注）的无线电往来，是一年半中最后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上海局连同电台都被国民党秘密警察查获了。这样，我们同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联系完全中断了。由此而来的中央同外界的完全隔绝，对以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

李德所说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副团长康生。由此，王明无法再对中共中央发号施令，只能在莫斯科干着急。由此，博古、李德无法用共产国际（实际上是王明）这张王牌来压服毛泽东。由此，中国共产党在“同外界完全隔绝”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处理党内事务。由此，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这一系列的会议在没有外来干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