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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全国中共党员锐减，从中共“五大”时的近六万人，一下子直线下降到一万多人。心急如焚的瞿秋白，却这样深信不疑：“在较短期内，新的革命高涨将取代革命的暂时失败。”瞿秋白要在中国点起暴动之火。他的头脑在膨胀，在发热，急于求胜的情绪在迅速滋长。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瞿秋白在上海召集了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贯彻他的“左”倾路线。

会议作出《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强调了暴动的重要性：城市工人暴动的发动是非常之重要；轻视城市工人，仅仅当作一种响应农民的力量，是很错误的，党的责任是努力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发展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涨，组织暴动，领导他们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这样，瞿秋白把全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领导工人组织城市暴动上去。当然，最激烈地主张暴动的，是共产国际新任全权代表罗明纳兹。难怪他来华时，带来了德国的“暴动专家”纽曼。

这次扩大会议，增选了两名政治局常委，即罗亦农和周恩来，使三常委增至五常委。这样，周恩来又重新进入了常委之列。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新中央，向各地党组织发出了一系列要求组织暴动的指令，但都一一痛遭失败：

武汉暴动——原定十一月十三日上午八时武汉三镇工人总罢工，举行暴动，进攻友益街，结果因响应者寥寥而作罢。长沙暴动——十二月十日晚七时，中共湖南省委组织二百人敢死队举行暴动，企图占领长沙。敌人连夜调来一个师，一下子就把暴动镇压下去了。

广州暴动（广州起义）——十二月十一日凌晨，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周文雍、恽代英、聂荣臻等领导下，举行广州暴动。暴动的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张太雷当场牺牲。暴动也迅即失败。此外，上海暴动、天津暴动、唐山暴动也都惨遭败北。

暴动的一次次惨败，使新上台的中共领袖瞿秋白威信扫地，陷入了困境。看来，他在领袖的座椅上席不暇暖，就得另易他人了……

谁将替换瞿秋白呢？

一个出乎意料的机遇，使一个并不具备领袖才华的人物，成了中共正儿八经的总书记！ 那是八七会议结束不久，共产国际忽地发来通知：苏联的十月革命纪念日即将到来。一九二七年的十月革命节非同往常，乃是十年大庆，各国共产党都派了代表团。这样，中国共产党也要派出代表团前往苏联庆贺。为了表示对工农干部的重视，此次所派的是“中国工农代表团”。由谁率领呢？自然应当派工农出身的干部。

最合适的人选，应是苏兆征。他是政治局常委，又是工人出身。不巧，他正生病，不能远行。于是，选中了向忠发。在八七会议上，他跟苏兆征一样，都得了全票。另外，还指派了李震瀛作为向忠发的副手。李震瀛又名李宝森，天津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从事工人运动。他在一九二二年领导了郑州铁路工人大罢工，出任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长。一九二五年在上海领导“五卅运动”。后来，又成为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领导者之一。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八七会议时，他是与会者之一。后来李震瀛参加罗章龙派，于一九三一年七月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此后他在上海被捕，发表声明不再参加革命活动。获释后在天津敦庆隆绸缎庄当店员，后来下落不明。历史把机遇给了向忠发。他和李震瀛于一九二七年十月来到了莫斯科，这是他头一回出国，使他有机会直接接触共产国际的高层领导。这时，共产国际恰巧在物色工人出身的中共高级干部，以担任中共的领袖。向忠发的出现——这位四十八岁的老工人，正符合共产国际的需要！

这样，当向忠发和李震瀛在参加了十月革命十周年庆祝盛典之后，共产国际为了对其加以培养，又派他们前往德国和比利时，出席了“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理事会扩大会议。向忠发在会上作了中国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报告，并与德国共产党、比利时共产党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另外，还参加了组建在“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领导之下的“反对中国白色委员会”。共产国际的着意培养，使向忠发大长见识。

就在向忠发和李震瀛结束了欧洲之行时，他们又应邀前往莫斯科，出席重要的会议——一九二八年二月九日至二十五日的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在那里举行。斯大林和布哈林出席了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那时，共产国际内部对于中国革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