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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边围观的，大家基本上都亲眼目睹了朱莎母亲的死亡过程，都可以作为人证。但当朱莎带着弟弟挨家挨户地去请求他们出面作证的时候，大家都面有难色，没有一个人愿意出庭。

朱莎和朱虎在家急得团团转，眼看开庭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现在却节外生枝。朱莎也一筹莫展了，烦躁得恨不得揪光自己的头发。

李洋的父亲的电话又到了，朱莎在二婶家接电话的时候，事情还没说完，急得都要哭了。时间间隔得太久，朱莎已经没办法再申请鉴定，所以找到证人和证物就是这个案子的关键。

李洋的父亲听了情况倒是没有太着急，他提醒朱莎，不可能所有人都会怕王家人，将所有在场的证人过滤一遍，找那些跟王姓一系曾有过矛盾的人，利用他们的同情心，只要能达到目的，下跪、痛哭都可以用上。

姜还是老的辣。朱莎茅塞顿开，和父亲细细筛选了一遍那天在场的人，确定了两个重点目标——根叔和发叔，他们一个和王家人争过宅基地，一个和王家人争过马路边上门脸房的买卖权，不但都曾经为此大打出手过，而且也都争输了，王姓一系的那几个要人暗地里在其中起了不少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他们和王家人的矛盾可以说很深。

于是到了晚上，朱莎带着弟弟摸黑到了这两家，进门就跪下，未语泪先流，把正在吃饭的两家人吓得半死，赶紧要拉他们起来。姐弟俩长跪不起，痛哭流涕，哀求两位叔叔辈的长辈要给自己做主，替朱家出庭作证，将庸医王春生绳之以法，否则在地下的母亲死不瞑目。

两家人都是亲眼见过朱莎母亲死后，朱家姐弟俩哭得死去活来的惨状的，也知道因为告状，朱老师被文教组清退，也当不成老师了，这些都是王春生背后下的黑手。两位叔叔还没有说话，婶婶已经心软得跟着一起哭，一边哭一边催促：“死人，还等什么？赶快答应啊！这么可怜，没妈的日子可怎么办哟！”两位叔叔于是点头答应出庭，朱莎和弟弟感激涕零，又连连磕了几个头后才离开。

由于有了证人和证物，再加上李洋父亲的过问，法院开庭后，根据国务院一九八七年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的规定，认定王春生所造成的事故为一级医疗事故，根据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处王春生有期徒刑两年，一次性经济赔偿两万八千元。*

王春生被捕以后，王家人拒不执行审判中规定的赔偿，于是，李洋父亲又教朱莎申请了强制执行。强制执行那天，万人空巷，很多人心里都产生了同一个想法：“朱家的这个女儿不简单。”

*　1987　年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对赔偿数目规定得比较少，而且也没有明确造成一级医疗事故的直接责任人的具体刑期。

第11章 乡里妹子进城来（1）

带着母亲留下的浅灰绿的皮箱和父亲给她的三千五百块钱，朱莎独自一人挤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大姑的大女儿美玉在市里的一家饭店做服务员，她是朱莎的大表姐，又是唯一一个在市里上班的人，于是买火车票的事就交给了她。

父亲已经仔细研究过朱莎的“入学须知”，知道只要拿着录取通知书去火车站就可以买到半价火车票，但当他把录取通知书辗转交到大表姐手里时，还是忧心忡忡，生怕出现意外，为此他在电话里反复叮嘱美玉，让她千万千万不要把通知书搞丢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说话的语气郑重得好像不是在托人买火车票，而是在交付朱莎的终身。

买票的事定好之后，父亲又拿出三百块钱叫朱莎去县里买个皮箱，挑两身好点的衣裳，特别是棉袄，一定要买件厚的，能保暖的，他听说北方的冬季既漫长又寒冷，没有厚棉袄想必会很难熬。

父亲想得很长远，但朱莎不肯去，说是皮箱用母亲留下的那一只就很好，厚棉袄也早就有了，美玉表姐送了她一件，样子也不难看，还很新，其他的衣服也不用买，自己都有，带上就行了。一边说着，朱莎一边踩着凳子去拿柜子顶上放着的那只灰绿色的皮箱，把里面的东西腾出来，然后把自己收拾好的东西放进去。

那只皮箱是二十年前母亲的陪嫁之一，论年头比朱莎的年龄还要大，当时虽然是最流行的款式，但过了这么多年早就老旧不堪，箱子侧边的两个金属弹簧扣锁也早就坏掉了一个，怎么扣也扣不上了，只能在一旁歪歪斜斜地耷拉着，实在有碍观瞻。朱莎叫朱虎修了几次都修不好，索性让他拿着螺丝刀把这个扣锁撬开卸了下来。皮箱里只装着几件简单的家常衣服和一件大红的棉袄，另外就是一些毛巾、牙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