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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朋友？那位罗教授，就真能照顾你吗？”

我不语。林校长是这所小学的校长，和妈妈已有十二年的交情。但，我知道妈妈为什么不愿把我交给她。妈妈希望我念大学。“只有一个人能为你安排，罗教授！”林校长是个好朋友，但她自己有六个子女，一个读大学，三个读中学，还有两个读小学。她无法再负担我。“好吧！忆湄，”林校长终于说：“如果要赶火车，就该走了！你去看看情形，假若那边住不下去，还是回来吧！我家不怕多你一个人吃饭！”我点点头。真的，距离火车开行的时间已只有一小时了。我走向小屋的门口，林校长默默的走在我的身边，走出房门，我不胜依依的再回头看了一眼。这间只有六席大的教员宿舍！我和妈妈度过了十二年光阴的地方再见了！一瞬间，我鼻中酸楚而泪眼模糊了。“忆湄！”有人叫我，我回过头来，我面前竟黑压压的站着一大群人，张老师、魏老师、何老师……几乎所有妈妈的同事都来了。我吸了一口气，把眼泪逼了回去，我应该变成一个大人了！挺了挺背脊，我走上前去，和他们一一握别。我表现得那么沉静，那么稳重，简直都不像“我”了。我接受了无数的祝福，也喃喃的说了许多感激的言语。最后，我终于走出了××小学的大门，离开了我居住多年的地方。

林校长送我到火车站，站在月台上的车窗外面望着我。我坐在车内，倚着窗子，对着妈妈这位多年的老友，我有满怀愁绪，而又默默无言。只因为前途太渺茫，太未可预料，这份沉重压迫着我，使我无法说话。林校长也一反平日的豪放热情，而显得出奇的沉默，大概她在为我难过，为妈妈难过，也为她自己难过——她竟无力照顾一个老友的遗孤。一声汽笛响，“轰隆”一声，车子蠕动了。林校长把头伸了过来，喊着说：“忆湄！要写信哦！”“我知道！”我也喊：“再见！林校长！”

“再见！……”林校长不由自由的追了车子几步，又传来一句话：“忆湄！学着自己照顾自己！从今起，你是个独立的人了！”车子驰远了，林校长瘦瘦的身影消失在我模糊的视线之中。是的，我是个独立的人了，换言之，我是个无依无靠的人了。罗教授，他会成为我的倚靠吗？他会接纳我吗？仰靠在椅背上，凝视着车窗外飞驰而去的青山绿树，我是更加迷惘沉重了。远在五年前，有一天早晨，妈妈放下了早报，长长的吁了一口气，怔怔的说：“罗毅——居然来台湾了。”

“罗毅是谁？”我问。“一位地质学家。”妈妈淡淡的说，开始吃她的早餐，我把报纸拉到面前来，看到一条不大不小的消息。

“名地质学家罗毅博士昨日携眷由港来台，将应聘为×大教授。”

这消息引不起我的兴趣，那时是暑假，我正计划和同学游大贝湖。抛开了报纸，我不经心的问：

“你认识这位教授？”“以前认识，在大陆上。我和他太太是好朋友。”妈妈说，“许多年没见过了。”“你要去看他们吗？”我问，吃着烧饼。

“看他们？”妈妈愣了一下。“不！何必呢？他们很得意，我去倒显得——”妈妈把话咽住了，对我警告的说：“忆湄！你又弄了一地的烧饼渣！”

关于罗教授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以后妈妈再也没有提起过他。我呢？在几分钟之后就把他抛到九霄云外了。一直到三个月以前，妈妈已证明患上了子宫癌，我们母女都已很清楚的明白，死亡的阴影正笼罩着，随时可以降临。妈妈有一天让我去寄一封信，信封上收信人的名字是罗毅，地址是台北罗斯福路×段×巷×号。我寄了信回来，妈妈才和我谈起罗毅。“他是一位学者，和我们是世交，假如我有什么不幸，他是我唯一想得出来，能够照顾你的人！”

正像妈妈说的，我是个不大肯面对现实的“孩子”，或者由于我是妈妈的独生女儿，未免从小有点儿娇宠，养成了任何事情都不能承担的习惯。因此，虽然我很清楚的明白，妈妈患上了绝症，迟早要抛开我而去，但我拒绝去想它，拒绝去谈它，也拒绝去承认它。每当妈妈提起她身后的事，我就跺着脚嚷：“没有那一天，永远没有那一天！”

然后跑开，找一个没有人的角落里去悄悄的哭。

可是，而今，“那一天”终于到我眼前了。我行囊中有妈妈临终前三天所写的一封信，嘱咐我面交给罗教授。信是妈妈亲手封好的，我不知道里面写些什么，我猜想，无非是托孤的意思。妈妈一生好强，从不肯向人低头或请求什么，没料到她走到生命的尽头，却必须向一个多年未谋面的朋友，请求收容她那“长不大”的女儿！

“长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