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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特谕”

当新政颁行时，光绪曾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只是一连串新政推行中之一，康有为离不开北京，光绪也离不开康有为。不过，到了这时，情势已非常紧急，光绪自己对当时情势如何变化，毫无把握，希望康有为能够离开北京，因为他是倡议维新变法的首脑，是慈禧和守旧派恨入骨髓的人，如果康有为不落在旧派手中，则康在外活动，当使守旧派有所顾忌，而康既可保持生命，还可待时而动，以相呼应。光绪这番苦心，实在是很令人感动的。

当康有为于八月初三早上奉光绪密诏，要他速赴上海时，新党的人知道这是红色的警号，表示光绪皇帝的处境，危机四伏。因此康有为立即写了一个谢恩的奏折，声称决于初四日离京去沪，同时矢誓要拼命拯救皇帝。这封奏折交林旭带回宫去。然后康和谭嗣同、梁启超、康广仁（康有为的兄弟）等筹商营救皇帝，和应付当前局势的办法。大家哭了一场，决定了几个紧急步骤：一是由谭嗣同去找袁世凯摊牌，要袁站在光绪这一边，以兵力保卫皇帝；一是由梁启超到金顶庙容纯甫那儿去刺探消息。而康有为则分向各方写告别信，收检行李，直忙到天亮。初四早晨九点钟，康往访英籍友人李提摩太，要见英国公使，而英公使到北戴河避暑去了。又去看伊藤博文，希望伊藤能往见慈禧，劝太后勿对光绪不利。

谭嗣同是初三晚上由南海会馆到法华寺袁的寓所见袁的。袁世凯在初一和初二都蒙光绪召见，初三晚上忽然见到光绪所亲信的京卿谭嗣同来访，当然知道一定有重大事件。他佯作镇静地迎接这位不速之客。他们坐定后略作寒暄，谭就单刀直入地问袁：“皇上是何等样人？”袁答：“当然是旷代圣主。”谭说：“天津阅兵要行废立的事，足下知道吗？”袁说；“也曾风闻。”于是谭就拿出光绪的手诏给袁看，然后对袁说：“当前能救皇帝的，只有足下，足下忠义著于天下又受皇帝特达之遇，今值皇上有难，足下若能救则救，如不愿意的话，”说至此谭嗣同摸摸自己脑袋：“可往报太后，谭嗣同的头颅可换足下的高位。”袁听了变色说：“足下把袁某当作何等样人？圣主是我辈共同拥戴的，足下与我同受圣主特达之遇，救护之责也是共同的，足下有何高见，某愿闻其详。”谭以低沉而严肃的语气对袁说：“传说荣禄奉太后密诏，预备趁天津阅兵的机会，胁迫皇上退位，另立新君。荣禄所恃的，是足下和董、聂三支军队，他要行废立大事也必需赖这三支兵力。董、聂二军如与足下新军对抗，必非敌手，天下健者惟有足下。愚意以为，如果祸变发生，足下以新军压制董、聂两军，护卫皇上，驱逐旧党，整肃宫廷，这是千秋大业，不朽的功劳。”袁也以严肃的口气答说：“如果天津阅兵有变，皇上可移驾到世凯营中，传谕杀贼，新建陆军必能受诏完功的。”谭见已入港乃追问一句：“荣禄待足下有恩，足下如何能对付他呢？”袁一脸忠义之色答：“救君父是公，荣禄之情是私，公私不能两全，惟有奉公而忘私。”谭觉得袁的确可以托以重任，于是就和袁详详细细地商量种种细节。最后袁对谭说：“现在营中枪弹火药都在荣禄手中，事情既然如此急迫，仆必须先回天津去做一番布置。”两人互相叮嘱一番，这时已是午夜，谭才告别。

谭嗣同午夜访袁，本是政治上一个大冒险，但是政治上的重要关头，任何行动总有三分冒险性，当时情势也实在没有别的路可走，明知是险棋也只好下了。据说林旭不赞成谭找袁，所以曾写了一首诗给谭：“伏蒲泣血知无用，慷慨何曾报主恩，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这首小诗是借东汉末年何进召董卓兵入京诛宦官故事来警告谭。千里草是指董卓，本初则指袁绍，都是影射袁世凯。

袁世凯当时是一种什么心境，实在很难说，他后来曾写过一篇文章叙述整个事情的经过，在那上面全是为了洗刷自己而作的交待，至于康梁后来所写戊戌政变的文章，则是相反的说法。不过袁的任何决定，当然是他个人对自己人格道义以及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袁是个聪明机警，同时政治触角很敏锐的人，他所作的决定，自然是经过了慎重的考虑，同时也是衡量过成功和失败的轻重。要知道当时的袁是一个新旧两派的骑墙人物，他在新派中还是个守旧的。他如果拥戴光绪成功，大功只在康、梁、谭等之下，何况与维新人物共事，无论在学识和政见上都屈居康、梁、谭之下；可是如果他出卖光绪和维新派，则他就是第一大功，在守旧派诸人中，除了李鸿章外，他便是第一等人物。他完全不把守旧派的人放在眼中。在新旧之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