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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抗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有关精神。在这一精神的影响与推动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于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下河滩田家院张闻天、刘英夫妻住的窑洞里举行。

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刘少奇、邓发、张浩等十二人。张闻天受政治局委托，起草了会议决议即《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史称“瓦窑堡会议决议”），　12月25日决议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决议》为六个部分：1。目前形势的特点；2。党的策略路线；3。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4。苏维埃人民共和国；5。党内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6。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会议及其决议基本上确立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开始了中共政策的重大转折或者转变。

为了传达与贯彻上述会议精神，　12　月27日，党中央在瓦窑堡龙虎山脚下中共中央礼堂即西北办事处的礼堂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在会议上，谭政听取了毛泽东的报告及其对瓦窑堡会议精神的传达。

在返回驻地的路上，毛泽东报告富有鼓动性的话语，还不时在谭政的耳际回荡：“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陕北的腊月虽然寒冷异常，可是，红军和陕北的父老乡亲仍然忙着杀猪宰羊，沉浸在春节前的欢快、忙乱气氛中。然而，谭政却无心留意这中国古老传统的宝贵时光，多少天来，他苦苦思索，思绪万千，他在惦量毛泽东报告和瓦窑堡会议决议的份量。“政策要转变，红军政治工作该怎么办？”“如何使党的政治工作适应党的策略转变的需要？”谭政在不停地思索着。最后，谭政决定起草一份“万言书”，向党中央、中央军委提出关于新时期、新形势下红军政治工作的改进意见。1936年正月，谭政在瓦窑堡度过了来到陕北的第一个春节。然而，他无心观赏陕北高原的明媚春光，却专心实施他业已定下的写作计划。白天，他伏案疾书，夜晚，又在窑洞昏暗的灯光下，彻夜不眠，继续写作。他的眼睛熬红了，他的脸颊消瘦了，他的计划终于完成了。1936年3　月26日，一份字迹工整、脉络清晰、思想鲜明的“万言书”——《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的意见》，终于上报了党中央。

谭政在意见书中写道：根据新形势下党的政策的改变，目前红军在军事战略性质的意义上，开始了新的历史阶段。鉴于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路线、策略的转变，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红军的政治工作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当前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矛盾，国年的阶级矛盾降五次要地位。红军的政治工作即应由阶级矛盾跟上民族矛盾这一新的形势，由比较单纯的社会活动，转变到复杂的社会活动。在红军政治工作转变后的历史时期，加紧对部队进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的教育，就成为红军政治工作中的中心任务。同时指出，不管红军新形势下的任务怎样改变，组织形式不能不有某些变化，党在组织上、思想上的绝对领导是不能改变的，部队的管理教育不能放松，严格的纪律不容破坏。随着民族战争的开展、战争性质的改变，部队基本的政治教育，主要是提高其民族感，发扬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坚定革命的意志。基于今后抗日战争作战任务和作战对象的改变，政治工作仍然是以保证提高部队的军事技术和战术素养为前提，使红军部队走上近代军队的地位。发扬红军固有的特长——迅速、秘密、灵活机动，善于速决战，又善于持久战；善于攻击，还要善于山地战，还要善于平原作战、村落战、巷战，以及河川战斗。军事训练中，着重于干部素质的提高和指挥艺术的发挥，并开始指导战争规律的研究。红军的政治工作，必须在一定的战略任务之下，确立政治工作的方针。从一个战役计划，过渡到另一个战役计划，使政治工作领导，始终以党的工作为基础。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政治工作指导系统如果不和党的工作指导系统融成为一块，政治工作必然偏离方向。

谭政的意见书，最后对政治工作领导干部和政治机关的作风，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指出：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加强，不仅要要求他们能够完成指定的任务，而且要培养他们具有单独判断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要有敢于负责解决问题的毅力。整个政治机关的工作，必须真正建立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使工作有计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