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第1/4 页)
前言
11年前，杨澜不经意间的一个提议，让当时还在兰州工作的朱军，有了躁动不安的“白日梦”——“进军”中央电视台。然而当他携带家中全部积蓄2000元钱只身来到北京后，却远不是想像中的顺遂人意，而是这座城市对他这个“外地来京打工人员’的冷落。拒绝、孤寂、漠然和生活无着，使他一面想就此止步“打道回府”，一面自我宽慰“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这其中的跌宕起伏、悬念层出，似乎让人走入了小说情节，但毫无夸张的都是朱军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经历。当他做成《艺术人生》之后，张越曾推心置腹地说：“兄弟，有今天，真不容易啊！”而朱军觉得，还得信那句老话： 机遇，从不光顾毫无准备的人！ 那么朱军究竟“准备”了什么？在这里，朱军一一生动道来：父母近乎“苛刻”的家教；侦察兵脱胎换骨的磨砺；才艺上的天赋和痴迷；目标确定后固执甚至“愚讷”的追求；当然还有因为好心眼积蓄的好人缘，所有这一切让他经历中有数次不可思议的机缘巧合，极为传奇。  
简单生活（图）
被人知道，受人关注，是所有成长中的年轻人的向往，我忽然有了这种梦想，并且有了之后就很难泯灭。 到中央电视台之前，我是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相声演员，兼任团里的节目主持人。当时主持人在舞台上还有一个更贴切的称呼：报幕员。常年相声的基本功，绕口令，贯口的功夫，使我当个报幕员还是游刃有余。由于我是部队老兵，形象还算一身正气，嗓音尚属浑厚，是八十年代比较标准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形象，所以在“兰战”稳步发展。 当时在部队生活比较简单，有那种单纯的快乐。我和谭梅也建立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干柴细米，不漏的房屋，加上娇妻的陪伴，日子也还悠然自得。由于我和谭梅都在部队文工团工作，我们并没有感受到过多的生活压力，我有300元左右的工资，两个人加起来月收入有500多元。  ＇返回目录＇  
小富即安（图）
那时我在兰州已小有名气，经常被邀请主持一些社会活动，所以常有些“外快”补贴。团里吃饭免费，给演员发饭票，吃不了可以换成钱。那时，还不懂理财，不像现在的小两口，供房供车，还银行贷款。我们那时侯不用，再加上部队文艺工作者处处受到大家尊敬，所以对自家的小富即安，十分知足。在我生活的城市，我拥有的一切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忙的日子我就骑着我的摩托车，带着谭梅到兰州最美丽的滨河路上兜风。 其实，我是个野心不大的人，如果没有命运的垂青，机缘的巧合，我设想自己的今天应该就是住在兰州一幢比较普通的居民楼中，可能会有一个快上初中的孩子，没准正希冀着买辆家庭轿车或供着一套新的房子。其实想想，大多数人都这样过着恬静、淡然的日子，至今我也不认为这样的人生碌碌无为，只不过有些时候，人生是可以在一个不经意的决定中改变。  ＇返回目录＇   。 想看书来
初识电视
1989年的元旦，甘肃电视台筹备一台军民“双拥”晚会，节目除本台主持人外，还要从部队文艺团体中挑选一个主持人。说是主持人，不过是报幕员换个体面说法而已。当时的甘肃电视台文艺部主任纪天智亲自为晚会挑人。于是，凡在部队文艺团体里的“报幕员”都纷纷被叫来面试。 那时电视对于我来讲，与“电视机”基本上属于一个概念。至于电视节目制作的过程，我和为数众多的观众一样充满神秘和好奇。到了电视台，一切都觉得新鲜，也对那些忙碌的编辑记者从心底里羡慕和敬重。导演跟我聊了几句家常话，就让我回去了。当时觉得电视台办事效率真高，来了就直奔主题说事，说完就走人。那次对电视根本没来得及产生兴趣，权当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唯一想到的是要真的上了电视，朋友们在家里就能看见我，多有意思！但是，出门后回家，很快就把这件事情忘了，继续以往的生活。 几天后，我因为感冒发烧，在家休息。迷迷糊糊中接到“兰战”领导的电话，通知我到电视台商量节目的事。浑身酸软的我只好带病前往，当时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到了电视台，我仍在药力作用下昏昏沉沉，隐约听见领导让我当这台晚会的主持人，而且录制时间近在眼前。这无疑是军令如山，没有后路可退。 于是，我一口气打了八支柴胡，吃了一大把各种感冒退烧药，就踉踉跄跄去了录制晚会的礼堂。与导演交流了一阵之后，刹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