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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规模开拓了现实主义小说的新层面，它既不同于那种写市民市井生活的新写实，也不是那种带有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它为现实主义小说提供了有力的新例证。……标志着陈忠实的创作摆脱模式走向自由，走向成熟。”这是“作家创造的结果，也是时代造就的”。（《一部展示民族秘史的力作》，《陕西日报》1993年4月26日）

1992《白鹿原》（4）

评论家们普遍认为，《白鹿原》独具丰厚的史志意蕴和鲜明的史诗风格，它在一部作品中复式地寄寓了家庭和民族的诸多历史内蕴，颇具丰赡而厚重的史诗品位，在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当属少有；而又如此好读和耐读，这在当代长篇小说中亦不多见。这些艺术上的多项突破，把当代长篇的现实主义创作推进了一个新的时代高度，从而具有了某种标志性的意义。有些人还认为，尽管目前尚难断言《白鹿原》就已经进入了经典长篇小说的行列，但是就丰厚性和博大精深而言，《白鹿原》显然在当代小说中是无与伦比的。一方面，是深厚的历史感和鲜明的当代性的和谐统一。另一方面，是哲理象征性和历史神秘性的和谐统一。再一方面，是情节结构曲折性和细节描写丰富性的和谐统一。这使《白鹿原》以一部富于哲学意味的史诗，将镌在文学史中，永远地具有活的生命和灵魂。

但也有人持有与上述评价不尽相同的看法。如金惠敏认为，《白鹿原》“较之于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显得深刻、丰厚和超越功利一些。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进步”；“不过，……当我们把新时期而不是十七年作为《白鹿原》的历史坐标，《白鹿原》所取得的进展便不再具有多少新意了；它至多只是把已有的思想成果应用于开辟的那块陕中地域。这算不得创造”。他说：“我坚信，大作的出现，既不是某种政治观念、历史哲学（如阶段斗争论）的直接演义，也不是对既有思想成果或者说思想常识的借取和推广”，但“我们在《白鹿原》中所看到的”是“对已有常识的文学应用”。（《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从〈白鹿原〉〈废都〉谈起》，《文论报》1993年11月6日）

评论界认为作者由《白鹿原》所表现出来的新的历史观值得特别关注。朱寨说：“作者不是从党派政治观点，狭隘的阶级观点出发，对是非好环进行简单评判，而是从单一视角中超出来，进入历史和人、生活与人、文化与人的思考，对历史进行高层次的宏观鸟瞰。”（《一部可以称之为史诗的大作品——北京〈白鹿原〉讨论会纪要》）李星在《世纪末的回眸——〈白鹿原〉初论》一文中说：“《白鹿原》之所以可以称之为大作品，不是因为它有50万字的篇幅，而是作者以当代眼光、当代意识审视、反省这段历史时，所具有的全新的体验和认识。……在陈忠实的笔下，历史不再是一部单线条的阶级对抗史，同时也是一部在对抗中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的历史；历史不再是一部单纯的政治史；同时也是一部经济史、文化史、自然史、心灵史；历史的生动性不只是在社会政治层面的展开，而且后者比前者更为生动，更为丰富，更有诗学的价值。”他认为，“陈忠实正是通过价值，更有诗学的价值。”他认为，“陈忠实正是通过《白鹿原》将我们民族的存在历史提升到一个新的诗学境界，它的独特的认识价值是无可怀疑的，它的独特的审美价值同样是无可怀疑的。”（《文学报》1993年5月20日）

畅广元认为作者的历史观有三点：“首先是当代朱先生的历史眼光。朱先生是作者笔下的文学大儒，被白鹿原上的代表人物白嘉轩尊为圣人。朱先生看历史，一是重史实，二是察民心，三是观动向，四是多体验。他不唯旗号、招牌，但看政绩、实效；不轻易说长道短，评三论四，更注重自我省察、思索和付之行动。陈忠实透视他笔下的历史，基本上也是这样的历史眼光；“其次是民族利益的历史尺度。……它较之一个阶级的立场要视野广阔得多，胸襟博大得多，气度也恢宏得多；“再次是秉笔直抒的史家心态”。这些“构成了陈忠历史的冷静客观的态度，把历史当作不断向偶然开放的人类生存活动的历时运演。正是这样的态度使作家把白鹿原的悲剧写得淋漓尽致，涵纳了几乎连作家本人也未必意识到的深邃的文化意义”。（《冷静客观地审视历史——浅议〈白鹿原〉的历史观》，《陕西日报》1993年4月26日）　。。

1992《白鹿原》（5）

《白鹿原》及其作者的文化价值观，也是评说中的一个热门话题。何西来说：“作者用了一种大文化眼光，写出一种历史文化，地域文化的深厚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