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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变法殒身。新化的陈天华干脆在日本投海自杀，以此激烈的行为唤醒国民。还有辛亥革命功臣熊希龄与宋教仁，台湾现知名政治家宋楚瑜与马英九等。

表现在革命中，“忧患意识”让湖南有着浓浓的爱国传统与热情。湖南人有着“义无反顾”、“必达极端而后矣”的将革命斗争进行到底的韧性。有着“善变”，即与时俱进，走在革命的最前列的“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有着“知无不行”，即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务实作风。这是革命的“正极”。

然而，往反地说，湖南人的性格就像湖南的天气，*两极。一旦过了头，一旦解了套，一旦失衡，便会走向极端。辛亥革命时期，这“两极”更是暴露无遗。盲从的“爱国热情”，让湖南人在“革命救亡”中有“闭关自守”之嫌。湖南人的“霸蛮”有时表现为“倔犟偏激”，这里除含有革命性与斗争性强外，还有另一层含义，即因简单急躁情绪而产生的激越行为，如自杀、暗杀以及其他的“不择手段”。

辛亥革命志士杨卓霖被捕后，在刑堂上义正词严地宣告：“白种害我黄种，卓霖立志保种救国。”禹之谟当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遇难后，慷慨地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依赖异族政府改行新法，等于与虎谋皮。”由此看来，湖南志士这种将爱国与革命联系在一起，力倡“革命救亡”的精神可敬可亲，但将吸外国（族）的先进科技之长，包括进步的政体等一票否决，这无疑有失偏颇。事实上，在后来湖南人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中，就是将*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才取得新*主义革命成功的。　txt小说上传分享

关于天：冰火两极有韧性（7）

蹈海投江自杀者，湖南辛亥革命前后有陈天华、姚洪业、杨敏麟、彭超和易白沙5人之多，这是全国绝无仅有的。他们以此悲壮的举动“励志”，以此唤醒国人，但这是湖南人性格极端的表现，他们的行动毕竟不够冷静，缺乏理智，其情可悲，其行不足为训。

辛亥革命志士杨敏麟等曾大力鼓吹的暗杀行动，与恐怖活动有些渊源。他们自制炸弹，并亲自鼓吹与参与暗杀活动。杨敏麟还是在京留日学生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主持人。其团员有何海樵等6人，他们潜回北京后，伺机行刺顽固派首领慈禧太后，但始终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后因经费用完，不得已南下。何海樵到上海后介绍蔡元培加入暗杀团。蔡元培又介绍爱国女校懂化学的教师钟宪鬯、俞子夷二人入团，制造炸药。不久，章士钊、刘光汉等人也加入了暗杀团。

1905年9月，杨敏麟与吴樾谋炸出洋考察宪政之五大臣。是年9月24日，吴樾只身怀揣炸弹进入北京车站，登上五大臣专车。正拟投弹时，机车与列车接轴，车身震动，引发炸弹自行爆炸，吴当场牺牲，五大臣中，载泽、绍英被炸伤。五大臣出洋考察被迫改期。孙中山对其“奋铁弹之一击”，以身报国的大无畏英勇气概十分赞赏。1912年3月1日孙在《祭革命死义诸烈士文》中称“吴弹姻于燕幽”，并令陆军部准建祠以祀烈士。著有《吴樾遗书》。

黄兴在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一度想躬行暗杀，以报死难者。到宋教仁被刺，黄兴还没放弃以暗杀报复暗杀主张。黄兴在给孙文的信中说：“宋案发生以来，弟即主以其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先生由日归来，极为反对。”这种“恐怖”暗杀手段显然不足取。

劫难是最亮的疤

只要目标崇高，手段不在考虑之列。伟大的革命，目标一旦确定，即使路不在脚下也要走下去，对于以焦达峰为首的湖南革命党来说，对此是发过誓喝过雄鸡血酒的。

1910年4月，长沙抢米风潮被地方当局弹压后，焦达峰、黎先诚、周海文、沈仙舟、郭益吾和谢介僧6人出走醴陵，一住半年，生活清苦，衣物典当殆尽，6条汉子共一套衣服。1911年3月，广州起义事泄，他们遭遇通缉，避走武汉，一行人蛰居在俄租界一间破房里，两件长衫，见客轮着穿。其时革命党人已陷入“坐食山崩，资金不敷”的困境。

在这节骨眼上，湖北人居正出主意说，湖北广济县蕲州洗马畈有座达城庙，内供金菩萨一尊，所值甚巨，如能设法盗取，可解革命经费之困。焦达峰大腿一拍，连声称妙。于是，便去达城庙踩点。

1911年7月2日，焦达峰与居正抵达城隍庙。庙堂四周筑有高约丈余（3米左右）的围墙。庙宇四壁高耸，风火砖墙到脊，颇有气度。庙分3进，每进3间，左厢房有横屋，和尚住横房。金菩萨置于中间正殿神龛内。龛用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