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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监狱”，我的脑海里便浮现出那高高的围墙、密布的电网、森严的警卫的景象，令人不寒而栗；说到“罪犯”，我的脑海里便浮现出那作恶多端、青面獠牙、行尸走肉的形象，令人憎恶不齿。

现在让我到那里去给他们讲课，该讲什么呢？不要说别的了，演讲的称呼就很难：“同志们”，他们不是同志；“朋友们”，也不大合适；“同学们”，一个教师教的都是这样的一些学生，是教师最大的耻辱；“老乡们”，谁也不到那里面认老乡。我问曲啸同志：“曲兄，你蒙冤受屈，在那边待了十几年，现在也常给他们作报告，你都怎么称呼他们？”他说：“我称——触犯了刑律的朋友们”，这又有些啰嗦！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我终于想起了一个比较合适的称呼——“同胞们”！

学院领导对这场演讲特别重视。派宣传部长陪同我去监狱体验了一天的生活，作了调查。回来后，我又做了一个星期的准备，形成了一个《炎黄儿女要为祖国母亲争气》的讲题。

1984年8月7日，我冒着摄氏35度以上的酷暑，登上了江苏省第四监狱的讲台。那是一个很大的礼堂，楼上楼下，满满当当坐满了人，还设了四个分会场。“小号”里的7名犯人也分别拉了电线，安上小喇叭收听，据说全监犯人都听了，没有一个“漏网”的。

站在台上，望着下面一个个穿着囚服、光着脑袋的罪犯，想着这每个人都有一本罪恶的历史，我憎恶他们；看到他们中大多数都是青年，许多人从眼睛这个心灵的窗口中透露出无知和迷惘，我又怜悯他们。我讲道理、摆事实、讲故事，也说、也劝、也骂，连续讲了3个多小时。

例如，我讲了许多百年来我们民族经受的巨大苦难，帝国主义列强的恶魔们是怎样在我们的土地上为非作歹、残害我们的同胞的。激发起这些人的民族义愤。这些犯人毕竟也是中国人，我看到许多人眼睛里饱含着泪水、情不自禁地握起拳头。于是因势利导，话锋急转：

同胞们，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已经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了。当你在电视里看到我们的代表在联合国大厦的讲坛上赢得了热烈掌声的时候，当你看到我国领导人出访外国威严地检阅外国仪仗队场面的时候，当你看到我们一本本科技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社发行的时候，当你看到一艘艘远洋货轮满载友情远航归来的时候，当你看到一个外国人向我们伸出大拇指的时候，当你看到我们的许海峰在奥运会上拿到第一块金牌，站上最高一层领奖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声中、望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同胞们，尽管你坐了监牢，你是否觉得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自豪呢？现在，哪一个外国人还胆敢在中国的土地上挂上“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哪一个外国人还胆敢骂我们是“东亚病夫”？

魂兮归来（2）

现在，这些外国人不敢在我们的国土上横行霸道了，而你们——却要危害我们的社会，抢劫自己的父老、奸淫自己的姐妹，你们知道吗，连兔子都是不吃窝边草的！

没有热烈的鼓掌，大片的脑袋低垂下去埋在了胸前。

经过了一段沉寂我“命令”他们一律把头抬起来：“在你们低头认罪之后，就应该把头重新抬起来。不抬起头来，怎么能看到前途的光明？不抬起头来，怎么能走上新岸？”

又例如，我为他们讲了许多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是如何为祖国献身、为“四化”效力的事迹。其中我有意地突出了两位身残志坚的朋友：一位是我认识的天津重光五金厂工人郑荣臣，他双目失明，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了电视大学，并且写出了20多万字的小说《琵琶情》；另一位就是当时青年们学习的榜样、我的朋友、在轮椅上实现着自己人生价值的张海迪。在他们深受感动的时候，我又因势利导：“同胞们，你们看到了吗，在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里，连盲人都能够看到光明，连腿脚残疾者都在走着正路啊！”

台下骚动起来，又有很多人低下了头，我让他们自己去想想吧：一个五大三粗的棒小伙子，你为社会做了些什么？

就这样，我批评一阵又鼓励一阵，讲一段故事再讲一个道理，3个多小时的演讲结束时，全场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鼓掌，一直到我离开礼堂很远，掌声才停息下来。

后来，4名犯人联名写来的一封信说：“老师，您的演讲结束了，但我们多么希望您再讲一会，哪怕10分钟。老师，您走下讲台，您走了，看着您的背影，我们用力地鼓着掌，汗水湿透了衣服，我们不知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