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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乡贯说法不一。孙楷第先生据日本日光晃山慈眼堂藏明本“囗水方汝浩清溪道人”题识，谓为洛阳人。戴不凡疑“囗水”系“囗水”之误，且交友中有“古吴”爽阁主人，评阅人有“西湖渔叟”，疑其为浙江人。谭正璧以洛阳为其原籍，杭州为居所，也成一说。

这部小说的情节十分曲折，它描述的是：南北朝时期，东魏将军林时茂禀性忠直，因事与丞相高欢之子高澄结仇，他深恐高澄日后报复，就削发为僧，改名澹然，逃奔梁国。路上为民除害，以武艺高强、材德兼备，被荐为建康宝刹妙相寺副住持。正住持钟守净贪鄙好色，不守清规，澹然好言相劝，反结怨怀恨，并以谗言说动武帝，欲加迫害。澹然得报，连夜潜出，历尽艰辛，死里逃生，重返东魏。在张家庄，澹然因除妖得到仙人所授三卷天书，从此定居研习，修真授徒，拯世济民。这是前二十回以林澹然为中心人物的一条情节主线。后二十回，人物与情节都有变化，林澹然已退居幕后，他的三个门徒杜伏威、薛举、张善相走到台前，情节转而叙述他们的家世以及成长、结义的过程，以浓笔重墨描述北齐时代，四海滔滔，他们竟联络各路英雄，高举义旗，替天行道，劫富济贫，攻城夺府，于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不久受段韶招降，列士封王，镇守西蜀。至隋末，复归降李世民。唐初，澹然圆寂，杜、薛、张经仙人点化，大梦顿觉，遂弃位学道，云游方外。唐高祖各敕赠灵圣大禅师及普化真人、普利真人、普济真人封号，一释三真，均成正果。故事翻腾变化，条分缕析，至最后方豁然开朗，点明题意。

全书的整体构架是一个佛教故事，它先写澹然的德行，意在强调佛家的精神修炼，其后专叙杜伏威诸人之事，也是借以展示澹然的事业和高风。“迹种种异，道种种同”，故最后指迷说教，皈于佛道。这样张扬佛教，是与南北朝时代南梁、北魏佛教的广泛传播和大力发展相适应的。南北朝时期又是儒、释、道三教大论辩的年代，经过激烈的论争，结果是互相汲取，在某些方面融合起来。所以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或为释氏高人，或为释氏门徒，他们都得到仙家的传示，崇尚神仙符箓，并学了道家观星望气、补阳炼阴、驱神役鬼一套法术，俨然是一批道者。不宁唯是，在这些释道高人的内心深处，又满是纲常名教的思想，诛奸锄妖、辅佐明主、留名青史的雄心，不得意时，也是高山流水、长啸狂歌的志趣，全是儒家者流的行藏。可见，释而道，道而儒，三教合流，三教互补，正是这部小说总体思想的主要特征。这一特征，反映了我国古代儒释道三大思想体系演变的真实面貌。我国古代小说中，没有哪一部作品如此鲜明地打上这种宗教思想密切交融的印记，这就为它在思想文化史和小说史上取得了一席之地。

这部小说积极的思想意义在于：它通过对梁、魏社会现实的描写，表现了庸君媚臣礼佛参禅，造成了奸佞得势，英雄斥逐，朝政废弛，烟尘四起的恶果。以侯景之乱为结局，作品写出了国家沦亡、生民涂炭的不幸，对梁武帝一心追求极乐世界，最终幽居宫禁、饿死台城的下场作了辛辣的讽刺，并在一定程度上总结了“干戈四境尚谈经，国破家亡佛不灵”的历史教训。小说以钟守净为反面典型，揭露了上层僧侣贪财好色、伤风败俗的丑行，暴露了他们口诵弥陀、心藏荆棘的阴险嘴脸，使人们看到被梁武帝定为国教的佛教教会势力的黑暗面。作品还通过对萧梁、东魏、北齐诸国社会矛盾的描写，使人们看到大江南北，到处都有害民的官府。盘剥百姓的豪绅。举朝上下有牛进、周乾、桑皮筋、吴恢、蒋太守、汤思忠、甄雍一类贪官污吏为非作歹、残害无辜，才促发了薛志义、缪一麟、杜伏威等英雄揭竿而起。作者多处赞扬了他们的绿林高义，肯定了这些起义英雄剪戮豪强、济困怜贫、替天行道的合理性与正义性，因而继承了古典小说民主性思想的光彩。

历史在这里只是现实的镜子。作者的用意不是驻足过去，而是指向现实。我们很容易发现，小说的内容是相当明代化的。例如，梁武帝拿问犯人，使唤的竟是明代的特务机关锦衣卫；处人的极刑是跟明代酷刑相一致的剥皮揎草；唱的丽词艳曲，大多是明代特有的民歌俗曲。这种历史失真现象，也表现出《禅真逸史》与明代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所以作品揭露的上述矛盾，正是明代中后期昏君庸主崇释好道，宠用奸佞，朝政腐败，以至外族入侵、危机四起的现实矛盾的反映。《凡例》所谓“欲期警世”者在此，徐良辅序所谓“其间挽回主张，寓有微意”者亦在此。从这种现实性出发，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明代政治的、宗教的、民俗的、艺术的诸种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