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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在北京，我会在手机中说我不在北京。我没开会或谈业务，我会说我在开会，或在谈业务。我说一会儿再给她打过去，一会儿过后我并没有给她打过去。我知道我要想恢复过来，必须尽量离她远一些。可要我下狠心，说狠话，完全不理会她，甚至伤害她，我也做不到。

有一天，平静中积蓄的痛苦突然爆发了出来，心中的旧创迸裂，这时候才知道当初的根扎得有多深，痛就有多深，甚至更深。显然，要挖开血肉清除她的根须，不是很容易办到的事。夸张点说，有时候我真想就这样痛死掉算了。不夸张地说，有时候我真有点奇怪我为什么没有殉情自杀？在人们通常形容的“肝肠寸断”的痛苦中，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找点什么止住这样的疼痛。我去三里屯酒吧喝得烂醉，出来的时候倒在街边就睡死了，醒来后发现身上飘了一层落叶。没几天，又喝醉了，趴在一个小姐身上拨通玲姐的电话大哭不已。有一次还在玲姐家的楼道里坐了一夜，把一个夜班女工吓得尖叫起来，看见玲姐家的灯亮了，我赶紧逃走了。接下来一个星期，我总觉得玲姐在跟踪我，有几次蓦然回首，看见一个身材像玲姐的女人戴着口罩远远地走在我后面，想细看时，就看不见了。我不知道是我神经过敏，看花了眼，还是她真的在跟踪我。那个星期北京爆发了流感，８１．３％的人（报纸上说的）戴了口罩。我顾不上流感，顾不上业务，顾不上房东催房租，好像只能做一件事：把自己糟蹋得一塌胡涂。好像我需要的只是：失忆或糊涂。

我记得一本什么书上说过，很多人都有一种倒下去舒舒服服躺着的欲望，当打击袭来，这种人很容易就倒了下去。其实，要他们再坚持一下，他们并不是做不到。因此也可以说那个打击只是他们倒下去的借口。这个结论，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一帮精神分析专家研究出来的。更早一些时候，１９世纪小说大师陀斯妥耶夫斯基已经发现了这一心理现象，他描写过一个穷困潦倒的男人，把自己一生的失败归结到妻子的唠叨上。唠叨这个具体细节，也许陀斯妥耶夫斯基不是这样写的，请原谅我偷懒没去查证。反正大概意思是这样。想起这一切，想起我“失恋”后的种种表现，写到这里我不禁暗暗心惊。我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曾经有过那种隐秘的心理倾向。

秋天的一个上午，这个上午真可以称得上秋高气爽，阳光灿烂，我从一个客户那里出来，赶往另一个客户那里的路上，忽然对这种两手空空跑来跑去的日子厌烦无比。我觉得这样的日子，就算是有钱赚，也一定会让我厌烦。我决定不去客户那里了，决定去医院看看玲姐，就去病房门口瞄一眼。她本来出院了，前些时又住了进去。我不知道她是旧伤复发了，还是又受了新伤。

坐在地铁里，我琢磨了一会儿那个穿铁锈红皮夹克的男人，那个老易，我想琢磨出他是怎样追到玲姐的。接着，又觉得过程是怎样并不重要，不想琢磨下去了。但那件铁锈红皮夹克一直堵在心里扯不出来。我刚上班的那年秋天，玲姐曾要给我买一件铁锈红皮夹克，我一看价钱可以抵掉我一个月工资，就告诉她，铁锈红对我来说太招摇了。其实，我知道只要配好裤子，铁锈红皮夹克倒是能穿出一点特别的品位。我的衣服有不少是玲姐给我买的，这天穿的衬衣，系的裤带，脚上的鞋子，也是她买的。内裤拿不准，我只穿一个牌子的内裤，我买了一些，她买了一些。如果要彻底清除掉她在我的生活中留下的痕迹，内裤是一个问题。其实别的衣服也成问题，我所有的衣服都在她的洗衣机里洗过，都留下了她常用的那种洗衣粉的气味，我所有衣服的扣子都是她重新钉过的。想起这些，心里面又有一些地方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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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医院，一间病房一间病房瞄过去，没找到玲姐，我有点失望，同时松了口气。

我在玲姐曾经住过的一间病房门口多停了一会儿，透过门上镶着的玻璃，看见玲姐曾经躺过的那张病床上躺着一个胖大的老太太，一个干瘦的老爷子正一勺子一勺子给老太太喂着饭。正看得出神，耳边响起了我认识的那个女医生的声音，女医生说：“咦，你来做什么？”她本来走过去了，又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接着人站住了，但身子懒得整个转过来，只把上半身转过来望着我。我说我来看看表姐。她慢悠悠地说：已经出院了，本来应该再观察几天，但你表姐嫌住院不方便，她有几次出去很晚才回来，一身灰呀土的，“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子糟践自己的病人呢。”

女医生还没说完，我就联想到曾经有几次在路上看见过一个戴口罩的女人，身材和走路的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