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第1/4 页)

体。每一个经济主体，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都不是鲁宾逊，其经济行为总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个体理性的集合往往对应着集体非理性。纳什均衡及其代表的博弈论就像打开了一扇窗户，透过它，纠葛复杂的经济世界变得更加清晰起来，诸多经济现象也能由此得到更深一层的解释。

对于国务院机构改革这个足以引发无尽思索的经济现象，如果我们从纳什提供的互动分析视角去解读，则别有一番深意。

从1982年到2013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务院机构多次瘦身，从100到61，到59，到40，到29，到28，到27，再到25，机构个数不断有序减少。十八大报告中则进一步强调，要继续“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纵向回顾来看，机构数量与政府效率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潜在的负向相关关系。横向比较也对这种微妙关系提供了另一种支撑，与大部分内阁机构动辄超过20、甚至30的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效率相对较高的主要发达国家一般只有20个以下的内阁机构，比如美国是15个，日本则是12个。

如何解释这种“减法改进”的有趣效应呢？为了回答这个看似简单肤浅、实则复杂深奥的数字问题，我们先将问题放得再大一点，那就是政府存在的作用。这里我们简单地从经济学视角把政府看作宏观政策的“供给者”，如果其供给是有效的，即宏观政策能够实现其既定政策目标，那么政府这个“供给者”的作用就是显著的。

必须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宏观政策并非单一政策，而是政府制定的全部政策组合，即政策搭配。对于单一政策有效性我们已经很熟悉了，毕竟这是一个历史悠久、引人入胜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其中曾经产生过名声斐然的“咸水与淡水”之争。但对于政策搭配的有效性，似乎没有吸引过太多的主流研究的兴趣，实际上两者概念大相径庭，相比“单对单”的单一政策有效性，“多对多”的政策搭配有效性是一个更加“全局性”的强势概念，强调的是政策供给者对政策目标的整体控制力。

虽然市场总有失灵的时候，也就是说政府调控理论上有可能成为“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有效补充”，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调控就一定能够实现效率的帕累托改进。抛去政策调控水平等一系列外生因素，就算政策供给者是完全理性的，它也不一定能够生产出有效的政策搭配。为什么呢？答案很可能是：也许压根就没有这样一个能够实现效率改进的“有效政策搭配”存在！既然没有，再英明睿智的供给者也只能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那么现在，我们的思考进入了真正的核心环节，即有效政策搭配的“存在性”。

如果存在有效政策搭配，那么政府开发、运用各种政策工具对经济变量施加直接或间接影响就有理论依据，如果不存在有效政策搭配，那么政府进行政策搭配将由于无法达到政策目标而变得师出无名，在后一种情况下，政策搭配很可能由于其“经济外生扰动”的性质而失去“凯恩斯革命”以来的存在必要。事实上，存在性问题（existenceproblem）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经济学研究传统从来都将其作为科学性基础而投入大量研究工作。如果稍微沉浮于经济学史海，就能轻易发现“存在性”的核心意义。自瓦尔拉斯1874年第一次于《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中系统描述斯密《国富论》里“看不见的手”理论以来，阿罗和德布鲁等人于20世纪中叶之后运用拓扑学中不动点定理对“一般均衡存在性”的证明，才让整个微观经济学得以建立在一个较为完整和牢固的基础之上。而纳什运用拓扑学对“纳什均衡存在性”的证明也让博弈论在科学、系统发展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纳什及其他经济学大师们都很清楚，如果缺乏支持其主要概念“存在”的论证，他们的理论都将是空洞无力的。

第7页　：

“存在”才是合理的，而决定“存在”与否的，是制度。有效政策搭配存在性需要种种条件才能满足，而制度安排是决定这些条件变化的核心要素。如果制度改进能够使得这些存在条件更为满足，那么这种制度改进很可能就起到了增强政府调控效率的潜在基础性作用。现在，在大费周章的逻辑接力之后，我们似乎可以将大部制改革与有效政策搭配存在性联系在一起，来解密有趣的“减法改进”了。

关于有效政策搭配的存在性，丁伯根通过对矩阵性质的考察开创了一代研究先河。他将有效政策搭配存在性研究有条不紊地分成变量划分、总量关系方程构建、政策目标均衡值确定和最优化过程分析四个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