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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蕴珍，这个你就不必管好了。你现在治病要紧。。。。。。”巴金知道萧珊是一位非常勤俭的女人。即便“文革”之前他的稿费比较充足的时候，每当出版社寄来了版税，她都要小心地存到银行里去。那时候巴金和萧珊已经住进位于武康路上的那幢独门独院小楼里。夫妻俩楼上楼下的生活着，每月的生活用费，萧珊都要做到精打细算。她不希望把巴金的稿酬花到一些无用的地方去，她始终把家庭生活控制到相当于普通市民的生活水平上。而她到一家杂志社里去作编辑工作，也是从来不索取分文报酬的。巴金喜欢萧珊的原因也就在于此，他知道她是一个只顾奉献而不求索取的女人。

“我不管。。。。。。。。。。。。。。。可是，将来，你到哪儿弄那么多钱呢？”萧珊望着护士们不断把一些吊针和输血器械送到自己的床前来，心里就感到万分揪痛。她发现自从自己手术以后，几乎每天都要输血和输氧。巴金对她的病情如此关心，甚至到了不惜别一切代价为她治病的地步，这就更加让萧珊心里不安了。

她十分清楚自从1966年以来，随着巴金失去了安静的写作环境，他从前因写作而积存下的一些稿费，都被造反派冻结在银行里。她没有工资，巴金也不过只被允许每月从冻结的存款里支出一点微薄的生活费。萧珊生病以后几乎把全家多年积蓄的一点生活费，都全然花尽了。她也知道6月里巴金从上海回奉贤干校后，向“工宣队”提出的要从他冻结的稿费中支出一百元钱的要求，也被束之高阁地加以回绝。

“蕴珍，你不要被眼前的困难吓倒，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巴金见妻子始终在忧虑着家，忧虑着因为自己的病连累了别人，他就在床前给她讲故事，讲他自己早年在上海如何投稿，如何解决生计的往事。巴金对她说：“一九二八年我从法国回国，就在上海定居下来。起初我写一个短篇或者翻译短文向报刊投稿，就是靠这点微薄的收入糊口，苦日子也过来了。后来编辑先生们主动向我要文章。当时我没有钱租大房子，只好和那个在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住在一起，他住楼上，我住楼下。我自小害怕交际，害怕讲话，不愿同外人接洽。外人索稿总是找我的朋友，我也可以保持安静，不让人来打扰。有时我熬一个通宵写好一个短篇，将原稿放在书桌上，朋友早晨上班就把稿子带去。例如短篇《狗》就是这样写成的。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越多，来找我组稿的也越多。我在文学界的朋友也渐渐地多起来了。我早就对你说过：我是靠友情生活至现在的。所以，蕴珍，你千万不要考虑钱的问题，只要有人，就会有钱的。钱是身外之物啊！”

萧珊不再说话了，她知道自己如果再说什么，就会伤了巴金的心。只是她仍在为自己那越来越多的药费发出阵阵叹息。

巴金的情绪似乎很乐观，他不住地开导她，继续讲自己早年的故事：“在回上海的最初几年里，我总是埋头写###个月，然后出去旅行看朋友。我那时没有家，朋友的家就是我的家，我就到各处去看朋友，还写一些‘旅途随笔’换稿费花。有时我也整整一年关在书房里，不停地写作。我自己曾经这样地描写过：‘每天每夜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好像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眼前是无数惨痛的图画，大多数人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它们使我的手颤动。我不停地写着。环境永远是这样单调：在一个空敞的屋子里，面前是堆满书报和稿纸的方桌，旁边是那几扇送阳光进来的玻璃窗，还有一张破旧的沙发和两个小圆凳。我的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纸上移动，似乎许多、许多人都借着我的手来倾诉他们的痛苦。我忘了自己，忘了周围的一切。我变成了一架写作的机器。我时而蹲在椅子上，时而把头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来走到沙发前面坐下激动地写字。我就这样地写完我的长篇小说《家》和其他的中篇小说。这些作品又使我认识了不少的新朋友，他们鼓励我，逼着我写出更多的小说。’蕴珍，我当年的苦日子就是这样过来的，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家，莫非你还为眼前这一点点药费发愁吗？”

萧珊无话可说。她没想到巴金这样乐观，而且记忆力如此之好，经受这样大的挫折以后，巴金仍能背出他早年文章上的句子，他的话让萧珊听了高兴。但是，忧愁是赶不走的，如今萧珊眼看着她的病体一天比一天孱弱下去，手术后病情非但不见好转，反而每天都要输血输氧，萧珊的心里就感到万分愧疚：“血，还是不要输了吧？我会慢慢好起来的。。。。。。。”

巴金听了哪里肯依，急忙拉住她那颤动着的手，担心她拼着仅有的一点气力，去扯断那输血的针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