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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在大学堂各系中的排列顺序,是第一把交椅,只要有中文系,在各系中一定要坐首席。我们既是中国人,又说中国话,又写中国字,又读中国文,而中文系却马尾提豆腐──提不得,实在教人双目流泪。最近,台北《自立晚报》刊出陈缓裕女士的一篇大文:《中文系毕业生何处去》,道出了中文系的种种伤心。嗟夫,柏杨先生念北京大学堂文科时,文起九代之衰(本来是八代的,我又给它加上一代,就是“五四”那个使大家七嘴八舌,心惊肉跳的一代)。还没出学堂哩,各衙门敦聘“夫子”前往屈就的八行书,就雪片飞来。连洋教习都承奉颜色,弄了一大堆各式各样奖学金兼安家费,像摆地摊卖地瓜似的,摆在八仙桌上,苦口婆心地央求学生老爷,务请光临敝邦。想当年何等威风,如今落得“也罢”局面,竟然焦急地不知道“到何处去”,怎不教人掩面唏嘘也哉。
中文系现在这么狼狈,是残酷的事实,陈媛裕女士的文章代表了中文系学生老爷老奶们的心声,也代表了非中文系,包括全面社会的心声。柏杨先生也早都有这种感觉,我虽然没念过中文系,但察言观色,感同身受,而现在又是靠着在格纸上写字吃饭,更不由得同病相怜。不过翻来覆去地左思右想,似乎事实并不如表面上所显示的那么单纯,有很多节骨眼的地方,值得商量商量。
第一,是近程的,中文系因“不被社会所需要”,出路太窄。“出路”──眼前来说就是吃饭,是中文系满面无光的焦点。不过大学堂跟专科学堂最大不同的是,大学堂设立的目的,不是培养就业人才,而是培养追求更高深学问的基础人才。如果为了就业而上大学堂,那算走错了路,既然谁劝也不听的走错了路,走来走去走不到目的地,还抱怨个啥。中文系自认最佳的前途是当中文教习,这就跟柏杨先生晋见大官一样,还未鞠躬,气已先馁了半截,太小看了自己。夫中文教习当然由师范大学堂担任比较合适,不可以认为凡中文系就一定能教中文,犹如不可以认为凡中国人就一定能教中国话。从前洋大人学中国话,只要是中国人,他就拜师,现在的行情有点大变。柏杨先生有位朋友的太太,言语天才是第一流的,英文版《新约全书》简直能倒着背,在美利坚合众国教洋大人学中国话,每天两个小时下来,就像跟谁打了一架,回家之后,气喘如驴。盖那些洋大人死心眼,三更半夜不睡觉,却听白天课堂上的录音,而且听得仔细,某一句中某个字的发音跟另一句某个字的发音,稍有不同,第二天她就得作满意的,也就是有学理根据的解释。中国人对自己语文语气的高低、四声的分辨,一向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但洋大人却是逼着她非说出个道理不可。于是有一天,她被赶出大门,只不过她坚持“鸡蛋”就是“鸡蛋”,而洋大人却坚持标准的北京话,非要读成“鸡子(儿)”不可。──去他妈的“鸡子(儿)”,北京话在语尾所加的轻声“儿”韵,实在混账王八蛋,它把语气搞得既轻佻而又不正经,至少它把庄严的气氛完全破坏。可是洋大人也有他赶人的理论基础。是非且不必管,反正吾友之妻如果是中文系,就不愁没饭吃矣。
陈媛裕女士又叹息外文系可以当英文秘书,中文系却沾不上边。这就要问啦,台北市各衙门或公司,有几个英文秘书哉,职位有限,纵是外文系自己人,也挤得丢盔撂甲。何况“英文秘书”跟“中文秘书”的意义不同,目前所谓英文秘书,不过打字员罢啦,中文秘书却是三号老板。当打字员易,当三号老板那就得狠狠地下点工夫。目前的现象是,英文人人都会挤两句,最香气四溢的是阿拉伯文,谁要是精通阿拉伯文,就跟有一个金矿一样,可是万一中东的石油涸竭啦,又怎么办?也是一位朋友,会葡萄牙语,在巴西大使馆就像太上皇,现在也开始没啥意思。中文系的风光,自有不同。
中文系毕业生何处去(2)
我们可用“出路”衡量一个系的市场,但不能衡量一个系的价值。师范大学堂中文系的学生老爷,命中注定要当中文教习,其他大学堂中文系就不必流口水。能在一家公司润色稿件,正是一个起步,难道一开始就能写出一部让诺贝尔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