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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相通的成分，相互借鉴。吸收各自的优点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截然不同的事物也有“彼此彼此”的时候，在这里就不是一句客套话了。

厚此薄彼，《左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郑国夫人武姜生二子，老大郑庄公，老二共叔段。只因老大出生时难产，“其母惊，遂恶之”。而偏爱老二，欲立为王位继承人。当武夫人的偏爱遭到否定后，她便将京城一片土地封给了共叔段，后来共叔段羽毛丰满，举兵造反，武姜还居然打开城门充当内应，多行不义必自毙，最后失败的当然是共叔段。亲生骨肉，尚有亲疏，何况我们对待和处理其他许多问题呢？亲疏厚薄也是自不待言的。比如先入为主者易亲，后入者易疏；轻车熟路易亲，陌途生路易疏；老字号的东西易亲，新字号的东西易疏。改革开放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我们有的同志正是对旧的政策、体制熟悉了解，执行起来自觉认真；而对新出台的政策、体制却陌生甚至怀疑，执行起来就不那么自觉认真。武夫人厚此薄彼、亲疏失误的教训是深刻的。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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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要过圣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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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2月24日一早，读初中的儿子就嚷着要过圣诞节。口味很细：一要制作圣诞树。青枝绿叶的杉树上缠绕彩灯，披挂缎带，最好吊上几样玩具；二要赠送圣诞礼物。让我夜里穿上红袍，扮成圣诞老人，偷偷给他袜子里装50元钱，随他自己去买；三要过平安夜。当晚一家人陪他打扑克、玩电子游戏到天明。

过圣诞节我不反对。《三字经》里言：“性相近，习相远。”汉人过春节，基督教徒和洋人过圣诞节，本是约定俗成的事，不必大惊小怪。但我儿是纯种汉人，非党非社，非盟非教，本国长大，省立学校就读，却为何要“洋盘”起来，决意过过圣诞节呢？

他的回答是：“同学们都这样嘛！”

此话我尚未调查，确实与否不敢断言。但当我从大街小巷转一圈回来后，就彻底明白了：花店里确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在买圣诞树，对对青年男女在挑选。颇有一番节日的景象。

知儿莫如父。我儿对节日向来是淡漠的。只有“六一”节、春节他稍微留意一些，其余的诸如清明节、端午节、“八一”节、中秋节乃至国庆节等，他都从未提过任何要求，好像过不过都行。而现在却盯着条件要过圣诞节，这里除孩子们图新鲜、凑热闹的心理因素外，难道就没有别的什么值得深思的地方吗？

有的。我想还是应当从目前社会上的崇洋思潮上去找找原因。我们只要打开电视机就会发现，供成人看的节目不讲，单就儿童看的节目，多是从外国翻译过来的，自然充满着外国情调。而国产的儿童影视、戏剧节目呢？少得可怜。我们再去读读某些“大腕”们的作品，什么人看的都是这样，句子多是欧化的，喻体多是外国的，就连作品的人名，也充满了洋味。如果你有可能带孩子去大饭店进餐，又会发现，某些阔人的用酒，也多是进口的。那价格，是国产酒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在这种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如何不想过过洋人传来的节日呢？

我也当过儿童，至今忘不了有篇课文叫《最后一课》，都德写的。说的是普鲁士士兵侵占法兰西后，贴出布告不准法国人讲法语了。平时逃学的小弗朗士这天聚精会神地听老师讲“最后一课”，眼睁睁看着老师写完“法兰西万岁”。那时读这篇文章，触动不大。成人后再读，热泪竟夺眶而出。现在，望着儿子失望的目光，我就想，如果哪一天，我们的孩子包括相当数量的青年，对自己的传统节日，无论是民间的，还是“官方”的，都视若平常；而对外来的圣诞节、狂欢节、情人节、愚人节之类的“洋货”却发起“烧”来，中国不需“普鲁士”士兵入侵，民族也依然存在，但传统文化的精髓，凝聚着民族魂的华夏意识，恐怕也就是“最后一课”了。

本民族的文化，包括本民族的节日、语言，是这个民族发育成长的轨迹以至灵魂所在。古今中外的贤人圣杰，谁不珍惜呢？1921年，蔡元培先生赴美国为北京大学招聘教师。有位少年才俊的中国留学生在交谈中以英语为荣，素以开明著称的蔡先生便当即决定，不予录用。在那一代学者看来，一个鄙视中国语言的人是没有资格在中国的大学传道授业的。

当然，我们不能把节日和语言等同着待。但是节日在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这样说，器重自己的节日，就是器重自己的存在，洋人到了中国，依然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