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第3/4 页)

清的长途电话费，再加上８．５％的税，这样，在我的第一个成绩还没有出来之前，我的电话费就达到了４５０美元。

但是我怎么控制得住呢？第一学期考试后的一周我们就返校了，我们想知道结果还得等几周呢。然而，学校里每天流言飞语不断。

“听说芬伯格打分非常快——有一年考完才一周半他就把分数张贴出来了。”噢！虽然我没有芬伯格教授的课，但是离我第一门考试已经整整一周了，我最好去查查分数！

“珍妮佛的室友卡桑德拉的男朋友挪亚的二表哥说他昨天看到一个家伙跟施德教授的秘书讲过话，他说他的分数下周就能出来。”下周吗？再过一天就是下周了——我最好去查查分数！

“Ｃ组的人三门课已经有两门成绩出来了！”他们怎么就该知道呢？讨厌！我最好还是去查查分数。

终于，好像过了无穷尽的时间，我有两门课的分数——合同法和侵权法——在同一天出来了。成绩不是很好，经历了所有的期待、担忧后，我得了两个B。这两门课还是我自认为考得比较好的，上帝保佑我的民事诉讼法分数安然出来。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五章　喜忧参半（2）

虽然前几周我一直狂躁地担忧不及格的后果，但我其实并不真的认为会发生——哥伦比亚法学院还没有人不及格过呢（偶尔会有人离校，但没有人真正不及格）。我内心深处其实还抱有一线希望：我也许考得好极了，所有人都对我第一学期能有这么广博的知识、深刻的见解大吃一惊。也许我的侵权法教授对我的答卷印象深刻，将来把我的答案作为标准答案分发给下一级的学弟学妹们。这是我小小的、可笑的梦想，也许会成为现实的。大部分时候我还是料到可能得两个B。

如果有人说，“没必要为两个B哭哭啼啼——得个该死的B没什么关系。”我就会回应，“你肯定从未上过哥伦比亚法学院。”很难夸*学院第一学期分数的重要性，就像很难解释一开始就得两个B的屈辱一样。

从某种意义上说，从某种意图和目的上看，没有比B更差的分数了，除非你不及格。没有B…，没有C，也没有D。唯一的选择就是A，B＋，B以及无法形容的。那一年，哥伦比亚正处于从旧的分数体系转向新体系的过程中。以前的打分等级是E（excellent），VG（Very　good），G（good）和P（pass）——分别表示“非常好”，“很好”，“好”和“通过”。没人得过“P”，除非他交白卷或者有类似的可耻行径，我从没见过或听说谁得“P”。新的评判体系趋向于以前的习惯，从A到F，配合加减号。但是第一学期，学校行政部门决定允许教授们继续使用他们老的E，VG，G体系，向学生公布成绩时再简单地分别转化为A，B＋，B（显然，教授们不习惯突然改变）。

我生活在分数急剧膨胀的时代，B真是已经很差了。而且分数这么重要，它们代表一切啊。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关系到我将来找工作或者申请法律期刊，还因为它们是我这五个月艰苦、紧张学习的结晶啊。成绩不仅仅是几个字母，它们还代表了学校对我价值的正式认可、评估。

我陷入了完全的失望、愤怒和毁灭性的绝望。我觉得自己完全瘫痪了，屈辱和惭愧向我袭来。不管乔怎么劝我，我都不能振作起来。我连着几天逃课，顾影自怜，躺在床上和我的猫讲话，告诉它什么能力、学识、才智统统与我无关。乔午休时间回家，会给我做一碗利普顿汤，央求我重新生活。

我这样闷闷不乐地在家待了四天后，终于决定给雷切尔回个电话。她在我的留言机上留了无数条信息（“马莎，成绩出来了——给我回电话！”“马莎，你在吗？给我电话？”“马莎，你到底在哪？”“马莎，今天的侵权法课上点你名了，你没来啊。回电话，现在！”）。最后，我屈服了，拿起了话筒。

“喂？”我发出嘶哑的声音。

“马莎！你到底去哪了？”雷切尔大叫。

“在这样令人尊敬的学府里，得两个B就退学是不明智的。萨利的准函授学校也许都要求立即退学了，感谢上帝让我能交到你这么好的朋友。”我轻声嘀咕着，然后迅速挂断了电话。

五秒钟后，电话又响了。

“什……么？”我把一个单词至少拉成了六个音节。

“你刚才说什么？你得了两个B？你不需要退学啊。”

“雷切尔，实话说，我已经被彻底击垮了，我拼了命地学习就为得到这个？我感觉自己像个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