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腑虚实标本用药凡例）、《陈藏器诸虚用药凡例》、《张子和汗吐下三法）

等。李时珍之所以集中介绍和注释这些著名医家的成果，并特意将这些内容

列在《本草纲目》的最前面，作为自己的科学著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用心

不外两个方面：

第一，利用前人科学研究成果，提高自己的医药思想水平，作重修本草

的理论准备，以便用以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在对每味药物进行分析研究时，

从总的理论原则上有所依循，而不致陷于烦琐。

第二，以医药界的前贤为榜样，勉励自己，并昭示后学者。在对每味药

物进行具体分析的同时，不可只沉湎于细则，尤须从总体上加以把握，不可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如堕烟海而迷失指归。善于综合归纳，才能掌握一般

原则或规律。

总之，李时珍的这一思想明显地告诉人们，要注重分析与综合的有机结

合，归纳与演绎的辩证统一。二者不可偏废。

李时珍对《神农本经名例》的注释，充分显示了他对分析与综合的灵活

运用。《本经名例）总结了汉代以前千百年医药实践经验，语言过于简练，

后人不易理解。李时珍广征博引，逐条加以阐释，其中凝结着他自己长期医

药实践的经验。用自己的经验去充实发展了古典文献。

《本经》中有一段话，讲药物之间的关系，说药有”七情”。写道：“有

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

凡此七情，合和视之。”李时珍对于古人从大量事实中综合概括出来的“七

情”原理，作了精湛的注释。他说：独行者，单方使用，无须辅助；相须者，

同类之药，不可相离；相使者，彼可为我之佐使；相恶者，有彼则夺我之能；

相畏者，我受彼制伏；相反者，两者不可相合；相杀者，以此制彼之毒。但

他进一步指出：“古方多有用相恶、相反者。盖相须、相使同用者，帝道也；

相畏、相杀同用者，王道也；相恶相反同用者，霸道也。有经有权，在用者

识语尔”。（校点本第一册，第46　页）从科学方法上来衡量，这一段注释使

用了三重综合法。从千百种药物的相互关系中，概括出“七情”，是第一步

的综合；从”七情”中概括出帝道、王道、霸道三大原则，是第二层综合；

无论对于帝道、王道、霸道，都要求“有经有权”，灵活运用，这是从哲学

原理上作出总结，属于更高的综合。

李时珍对徐之才创立的“十剂”说，作了详细的注释。在注释中，有分

析、有综合，尽量将两者辩证统一起来，使注释具有很高的科学性。他对“补

剂”的注释，就是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的。

经云：不足者补之。又云：虚则补其母。生姜之辛补肝，炒盐之咸补心，甘草之甘补脾，五味

子之酸补肝，黄檗之苦补肾。又如获神之补心气，生地黄之补心血；人参之补脾气，白芍药之补脾血；

黄芪之补肺气，阿胶之补肺血；杜仲之补肾气，熟地黄之补肾血；芎劳之补肝气，当归之补肝

血之类，　皆补剂，不特人参、羊肉为补也。

——校点本第一册，第61　页

引证经典论述，重申“虚则补其母”的原则，这是对施治方法的高度综合概

括。指明不同脏腑之病，须用不同药物补之：血虚与气虚不同，补药尤有区

别，这是进行了具体分析，使“虚则补其母”的原则得以具体贯彻。最后指

出，只要药能对证，那怕是生姜、炒盐、五味子，都是补药，不只人参、羊

肉是补品。这是从药随病使的原则对补剂作了高度概括，在分析的基础上得

出了综合性结论。批判了多食人参、羊肉为补的世俗之见，令人信服。

李时珍特别阐发了《黄帝内经》关于顺天时用药的原理，标名为《四时

用药例》。他首先指出：”顺春升之气，宜用薄荷、荆芥之类辛温之药；顺

夏浮之气，宜用香薷、生姜之类辛热之药；顺秋降之气，宜用芍药、乌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