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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彬说不下去了，好一阵才又说：“要不是作仪他吸引了敌人的火力，我们中的一些人，也许就跑不出来了。我这衣服上，还溅着他的血呢！”

我们全家陪着梅侠，到渣滓洞去认领尸体。

重庆的冬天，灰蒙蒙，雾沉沉。梅侠抱着她的儿子，她那个还没见过父亲的儿子，走在我们中间，默默地一声不响。我们在牢八室的牢门前站住了。离牢门不远，就是同志们突围时推倒的那堵有缺口的墙，墙的周围，横七竖八地卧着一些像木头一样的桩子，仔细一看，是些残缺不全的人体，全都烧成了黑糊糊的一团，哪里还分得出是谁，或者不是谁。

刘德彬和几个逃出来的同志围在一起，说了些什么，然后指着其中的一团说：“梅侠，作仪他当时就是在这里，就是在这里站起来，对着敌人大喊的。也许、也许这一具，就是他，就是你的陈作仪……”

梅侠低头一看，一下子就跪了下去。

我们大家都哭了，哭都哭不出声来。这哪里是人的尸体，这只是一块不过三尺长的焦糊糊的东西。作仪他一个堂堂正正英气勃勃的汉子，一个发誓生要站着生，死也要站着死的人，竟被那浇了汽油的大火，烧成了这个样子……举眼望去，荒草之中，牢门内外，遍地都是尸体，都是烧焦了的、和整座监狱一起、和这个罪恶的世界一起被烧焦了的尸体。什么地方，还袅袅地冒着青烟，带着燃烧后的汽油味和浓浓的血腥在空气中弥漫。苍苍茫茫的歌乐山，默默地站在这个被烈火烧毁的世界背后；在它的后面，还是山，是云遮雾绕的重重叠叠的大山；初升的朝阳透过云雾，把山头涂上了淡淡的血色，像一座座汹涌起伏的血的浪头。这么多年来，我和我的玉璧，还有夏林、金积成、陈仁勇、唐俊清……还有竹栖，还有好多好多的我不认识的人，都踩着这些山峦，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他们在我身边不断地倒下，他们用自己的尸骨，为我填起峰谷，托着我和我的孩子们，走到了今天。

我转过身来，前面已经没有山，没有了横亘的遍地尸骨，没有了浓浓的血腥。烟波浩淼的长江上，传来船工们沉沉的号子声，千舟万舸正挂起云帆，直济沧海。

我的耳边，又响起了邓照明同志的那句话。刚刚随着解放大军一起回到重庆的邓照明和黄友凡，昨天紧紧地握住我和一青的手，哽咽着只说了一句话：“你们还活着啊！”

是啊，我们还活着，好多人都死了，我们还活着。我们走到了黎明，我们看到了黎明，而他们，却没有。

不知什么时候，雾散了，柔和的阳光铺洒下来，把一座莽莽苍苍的歌乐山，照得清朗而明丽。

后记

陈联诗是我们敬爱的外婆。多少年来，我们全家一直都在做种种努力，要把她和外公廖玉璧的那些不平凡的经历写成一本书。可是待我们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完成了这部书时，已经是一九九五年的春天。从外婆口述它算起，整整过了三十七年。

此书写到了一九四九年，以后外婆的遭遇，就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了。解放以后，她任重庆市妇联生产部副部长期间，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和一批老党员一起被强行“劝退出党”。曾经为党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亲人、献出了自己一生心血的外婆，一下子失去了她视若生命的党籍，心中的凄苦可想而知。但她却没有因为这样的不公正而颓丧。从妇联出来之后，外婆被派到小南海金戒山劳动教养院工作。当时她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还患着肺结核病，为了工作，每天要上下一千多级石梯。一年以后，她当选为人大代表。以后，由当时的西南文联副主席邵子南同志奔走呼吁，外婆被调到了重庆市文联。她又拿起了放下多年的画笔，成为一名专业画家。她以画花鸟和仕女见长，尤其擅长画蝴蝶。她画的“百蝶图”等曾参加全国美展，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在文联工作的那些日子里，她还努力学习俄语，想圆当年没实现的赴苏联学习之梦……可是最令她魂索梦绕的，还是那支不屈不挠的革命队伍，还是我们的外公和牺牲在华蓥山下那些可歌可泣的人们。她要把这一切说出来，写出来，这个想法得到了邵子南同志的大力支持。于是，组织安排西南师范学院学生杨淑敏、傅德岷记录外婆的口述回忆材料。当时的重庆作协曾打算抓紧将她的回忆录整理出来，向国庆十周年献礼。

多年艰苦的斗争生活，摧残了外婆的健康，可为了实现这个心愿，她付出了全部心血。

她晚上想，白天讲，不停地讲了好几个月，直至累得吐血，住进了医院。两个月之后便因淋巴癌与世长辞，享年仅六十岁。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