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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梅侠一边收拾文件，一边往门外张望，最后把箱子都提到了门口，却又站住了。

梅侠迟疑地说：“诗伯，我们真的要走啊？不等哥哥嫂子了？”

我返了回来，坐在床边，心里说：“不，即使真的出了问题，石泉他绝不会成叛徒，我的孩子们也绝不会成叛徒。我得等，就是天垮下来，我也得等他们回来。”

一直等到星期一的晚上，一青和宁君才回来了，一青进屋就往床上一躺，半天不说话。

我不敢问他，就在一边守着。冬天的风，在歌乐山的莽莽丛林中穿来穿去，发出尖厉可怕的啸声。过了好久，宁君终于忍不住了，哇地一声扑过来说：“妈妈，石泉被捕了，他被叛徒卖了啊！”

我咬咬牙，半天才说：“你们怎么现在才回来？”一青躺在床上，两眼望着天花板，喃喃地说：“我们等了他三天。按规定，过了五分钟人没来接头，我们就该走，可是我们不相信他会出事情，就是出了事情也不相信他会成叛徒。我们等了他整整三天啊。我们今天才知道，他那天和我们一分手，就去和山上下来的一个人接关系，结果一走到接头地点，就被敌人装了‘口袋’。要是他叛了，我们今天也回不来了。现在，也不知道人关在哪里，但愿不要被送到这山下来。”

我听了，心里一颤，梅侠却轻轻啜泣起来。一青指的这山下，就是歌乐山下的渣滓洞、白公馆。这是两个魔窟，但凡进去了的人，就没有出来的。我们起义中的很多同志，就被送到了这里面，梅侠的丈夫陈作仪，也关在里面好几个月了，一点消息也没有。

以后的日子很漫长。一青还是带着宁君，每天走四五十里进城，安排从山上下来的那些同志们的生活和工作。这些人中间，有我们的一些老党员和骨干，但是更多的却是在起义中新入党的同志和进步群众，别说是城市斗争的经验，许多人连城也没进过。前前后后，一青和石泉一起接待了一两百人，现在石泉出事了，担子就全部落在了一青身上。这么多的人要吃要穿要工作，许多人十冬腊月了还穿着单衣，一句话，都得要钱。

一青和我商量怎么办。做生意吧，现在物价飞涨，卖出去的钱就买不回新货来，前一段时间一青也在卖他的药，实在没什么赚头。想了好久，最后想到现在国民党刚刚发行金元券，钞票贬值得厉害，好多人一发工资，就往城里的米亭子银元市场上跑，换成银元保值。再说银元市场上人多且杂，也好接头。于是一青就去当银元贩子，成天泡在米亭子去倒卖银元，回来还拿着银元跟我讲，什么货好卖什么货不好卖。他指着民国三年出的货说：“诗伯，你看，这上面袁世凯的眼睛是闭着的，所以叫做‘三年闭眼’，最值钱。要是没遇上警察来‘围追堵截’，一天下来也要赚上好几个呢。”

宁君呢，通过关系，到《国民公报》当了个记者，又拉了些税务员作陪，去拉广告。她的勤快加上一青的鬼点子多，每月也能挣上不少的钱。亚彬也下来了，一时没有合适的事情做，就去卖小菜。每天也不走远了，就在附近农家买些青菜萝卜之类的，挑到磁器口去卖，剩下我和梅侠守家。

我常常在歌乐山的山顶上，一坐就是半天。石泉被捕之后，我沉默多了，脑子里总是搅着这些年来的许多事情。这是我经历的华蓥山的第三次起义，从一九二六年到现在，这是第三次了，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这一次的有利条件，都是前两次不可比拟的。可是结果只打了四十二天，还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听一青说，这次失败是全川性的。孟依他们在下川东率先起事后，即遭敌人重兵“围剿”，不久川东临委的委员彭永梧同志牺牲了，他的夫人江竹筠等一大批同志被捕；包括孟伉在内的所有的起义领导人，眼下都成了敌人重赏之下的通缉要犯。接下来那么红火的大竹后山，听说解放区的歌儿都唱上街了，起义也只打了二十多天；到后来敌人牵着警犬搜山，把几个主要领导都推出来杀了；冯老二他们被敌人围住之后，也是弹尽粮绝，最后老冯掩护大家突围，他自己开枪自杀了……

这么多年来，我们在敌人的心窝子里搞武装斗争，一直都是隐蔽或者半隐蔽的，而且还得利用敌人之间的种种矛盾，以收渔翁之利。这次不知道怎么的，看起来轰轰烈烈，大张旗鼓，结果却是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正想着，一青带着两个人上山来了。其中一个浓眉阔嘴的，和竹栖他们当年在江油的时候就和我认识了，叫黄友凡①；另一个，我不认识，温文尔雅的，像个学者。经一青介绍，我知道他姓邓，叫邓照明②，是我们党的七大代表。因为当时在四川不算太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