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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听他叫我诗姐，又说起竹栖，眼泪就禁不住涌了出来。

饶时俊当时是代表组织上来和我谈话的。我把随时都放在身上的玉璧的照片拿出来，说起玉璧牺牲后敌人对我们华蓥山的大屠杀；说起当年车耀先对我的嘱咐和我在万县的遭遇；还说起前不久我去大竹后山见到冯老二——我们这支队伍最后一批同志的情况……说得泣不成声。饶时俊拿着玉璧的照片，一边听着，一边也掉眼泪。就这样，我们一个哭着说，另一个哭着听，一直说了三个多钟头。

饶时俊看着玉璧的照片，喃喃地念着玉璧写在后面的那些文字：革命意志从此决定，人生意义从此认清……突然说：“老大姐，这照片你得撕掉，你看这后面写的这些字，要是被敌人搜出来，多危险。”

我一听愣了：要撕掉，这怎么行？想了半天，我突然拿起照片，用指甲从立缝中间拨开，然后顺着这缝子小小心心地，把照片前后撕成了两半。我把照片后面写的字藏好，说：“您看，这样行了吧？”

饶时俊点点头，说：“行啊，姜还是老的辣，老大姐您真有办法。”

从此之后，这张照片就成了现在的样子：前后两张①。

饶时俊说，组织上已经决定恢复我的组织关系，党龄由入党时算起；还说玉璧牺牲了，他的两个孩子就是烈士子女，组织上决定把宁君和亚彬，送到延安去，到烈属子弟学校去读书。

宁君一听，高兴得不得了，直喊着：“妈妈你快把弟弟叫来，要不然……”我看着老饶，说：“我呢？这么多年来，我可是做梦都想去延安。当时车耀先同志就给我留过话，说是如果从上海走不了，就从延安去苏联。还有我们在大竹后山的那一批同志呢？是不是也把他们拉到延安去？和中央的部队在一起，不然老是这样孤单单的。”

饶时俊一听，神秘地笑了笑，说：“老大姐呀，让宁君和亚彬先走吧，你和一青可是不能走的。这两天，国民党已经正式对我们的解放区发动了大举进攻，扬言三到六个月要消灭我军主力，看样子，这仗是要打大咯。重庆是国民党最后的老窝，重要得很，何况华蓥山离重庆又这么近，现在中央还要派人进四川搞武装斗争呢，像你这样的大能人，和大竹后山的这些同志，怎么走得？”

于是说好让宁君等着，最多不过九月初，就可以随八路军办事处的飞机，一起到延安。他笑着说：“老大姐，把两个孩子交给我，您不会不放心吧？一青呢，小夫小妻的，也只有暂别一时咯！没关系的，在我们延安，这样的夫妻多，一旦我们的大反攻开始，你们就会见面。那时候，宁君可不要骄傲哟！”

可是没多久，老饶就匆匆来说：“国民党现在公开打内战了，对我们的人迫害得很厉害。一些中央的领导同志要先期离开重庆，飞机挤得很，宁君他们就缓一步吧。我也得先走一步，最多不过十二月初就会回来。老大姐你等我回来之后，再重新安排工作。”

老饶临走时，让我画了一张华蓥山的地形图，还拟了一张牺牲了的同志们的名单，说是要带到中央去汇报；看我身体不大好，还给我开了一张药单子。

我说：“老饶，你还有这手艺？”旁边陈于彤说：“诗姐，你别大惊小怪的，人家老饶，是华西医大的高才生呢。”我看他虽然谈笑风生，可脸色却不大好，就说：“老饶，你也要保重啊，我们华蓥山的同志们，可是都盼着你的哦！”老饶笑笑说没关系，说着就和于彤一起走了。这一走，就没有了音信。直到腊月底，我们才听说他到延安之后，病就加重了，不久就病逝在延安。

我拿着老饶给我开的那张药单子，心里说：“老饶啊，你这人，怎么就不想想你自己？”

老饶病逝之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就派兵包围了《新华日报》，我们的同志被全部押上飞机回了延安；接着就是物价飞涨，重庆的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在游行，搞得轰轰烈烈。一天，和我联系的袁尊一同志①给我带来一个叫木果的同志。这人三十来岁，湖南口音，头上戴了顶博士帽，清清瘦瘦一介书生模样，一双浓眉下深陷的眼睛，显得有些冷峻。不久我就知道，这位化名叫木果的同志，就是当时任命的重庆市委书记、后来的川东临委书记王璞②。

王璞同志告诉我，说他要到上川东一带去清理组织，要找我了解一下华蓥地区这些年的情况。我们在一起，谈了好几个下午，我说得多，王璞只是听，然后我们一起把情况作了个大致的分析。最后老王说：“现在罗广文在